发布时间：2023-10-02 17:39:1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精神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区别，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我们从奥巴马的成长经历对“生命铁三角”的内涵做出分析：
上世纪60年代初，奥巴马的母亲邓纳姆还是美国夏威夷的一名17岁的白人少女，父亲贝拉克·奥巴马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留学生，他们因在夏威夷大学读书而相识。两人深深地相爱了，然后义无反顾地结婚了。奥巴马的外公外婆非常反对女儿与大奥巴马的婚姻，而且，那时候种族主义影响甚广，美国有22个州立法禁止黑人与白人之间通婚。
1961年8月，年仅18岁的邓纳姆生下小奥巴马。孩子出生两年后，大奥巴马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不久以后，邓纳姆和大奥巴马就离婚了。奥巴马的爸爸有自己的打算，他计划回到自己的国家肯尼亚，为祖国效力。从此，小奥巴马的成长环境变成了“单亲家庭”，他先是住在外公外婆家里，几年后母亲再婚后，又搬到印尼，与继父生活在一起。
这样就牵扯到几个问题：
问题1：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负面影响吗？
解读：在生命的铁三角里，没有“单亲家庭”一说，只有父母心理年龄是否成熟的区别。也就是说作为父母他们的心理年龄在成年期以上，那么就能够做到客观的看待婚姻，从而能够理性地对待婚姻的失败，全面的考虑而不会因离婚而产生怨恨，可以做到和平分手。与此同时，心理成熟的父母知道自己对孩子的责任，离婚后可以继续以孩子的爸爸或妈妈的身份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因此，孩子并没有失去爸爸妈妈，生命的铁三角即使在离婚后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从形式上说可能与父母的一方分居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从本质上仍然父母双全，而不是单亲家庭。如果扶养孩子的一方，经常给孩子讲他不在身边的爸爸或者妈妈的故事，讲他们积极、善良、正义、勇敢等方面的故事，于是，在孩子的心里，仍然可以从他身上获取力量。因此，只要有智慧的父母，就不会有心理上的单亲家庭，对于孩子而言，生命的铁三角同样是完整的。
在奥巴马的“生命铁三角”，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缺席过。他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也一直关注着孩子的成长，她自然没有缺席。而奥巴马的爸爸虽然远离美国回到了非洲，他也一直存在于孩子的心里，邓纳姆不仅一直和大奥巴马保持着联系，同时鼓励儿子和父亲的联系。她还经常给儿子讲他爸爸的故事，讲他的点点滴滴。
奥巴马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了一件母亲亲口对他讲的事。那是奥巴马父母认识不久，有一回，父亲叫母亲在学校的图书馆等他。当母亲到那儿的时候，父亲还没到，天气很好，母亲躺在图书馆前的椅子上睡着了。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出现了，母亲也醒了，父亲说：“你看，我说了她是个好女孩，她一定会等我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奥巴马的外祖父母，当初就极力反对女儿和大奥巴马的婚姻，后来女儿真的离婚了，大奥巴马一生在生活、事业上都不得志。他们不是对女儿说：“你看，当初我们就不同意吧，当初我们就看出这个家伙有问题吧。”他们也不会对外甥说：“你爸对你妈多坏，以后你一定要对你妈好。”在奥巴马的回忆录中，对孩提时代与外祖父母怎样给他一个父亲的形象，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
外祖父母经常会和小奥巴马谈起他父亲当年一些机智、勇敢的往事，言语中流露出的总是溢美之词，没有任何的抱怨。奥巴马从外祖父母那里听到的有关父亲的点滴，是那么真实、温馨，父亲的在他心里是那么伟岸、高大。奥巴马的妈妈和外祖父母，不断地把父亲的力量与自信传递到孩子幼小的心田。
问题2：若离婚，孩子跟爸爸好还是跟妈妈好？
解读：只要经济上达到最低的生存标准，由离婚中心态平和、心无抱怨的人扶养，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
奥巴马是由母亲扶养成人的。奥巴马说，母亲邓纳姆是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邓纳姆离婚时才21岁，许多亲友都为她捏把汗，不知道邓纳姆的人生之路将如何走下去。的确，很多人都将婚姻视为人生的重大选择，而邓纳姆的婚姻还没等开花，就已结果。她今后怎么办？她那么年轻，却成为，而且她没有向大奥巴马索要任何赡养费，她必须独力抚养才2岁多的孩子……
由于经济拮据，邓纳姆只能靠领食品救济券度日，她暂时将小奥巴马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重返校园，她要尽快补回那些落下的功课。
在夏威夷大学，她又遇到一个外国留学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苏托洛。1967年，苏托洛正式向邓纳姆求婚。邓纳姆慎重考虑后欣然应允，嫁给了她的最后一任丈夫。几个月后，小奥巴马和母亲跟随继父回到印尼生活，邓纳姆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得到一份教职。那段时间，为了不耽误奥巴马的教育，她每天早上4点就走进儿子的房间，让他在上学前学习英语函授课程。
当小奥巴马埋怨这么早起床学习的时候，邓纳姆则对他说：“小家伙，这对我也不是容易的事。”邓纳姆鼓励儿子快速学习印尼语，在母亲的指导、帮助下，奥巴马的印尼语越说越流利，不久就交了一些新朋友，和印尼孩子们打成一片。奥巴马的继父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所以要求邓纳姆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而邓纳姆则希望多做一些社会工作，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俩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1980年，邓纳姆再次离婚。就像对奥巴马的生父一样，她同样是和平分手，并一直跟奥巴马的继父保持正常的联系。专注事业也关心孩子成长
邓纳姆职业生涯的最大成就是帮助的穷人小额信用贷款，这一计划如今已成为成功范例。她还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到过加纳、印度、泰国、尼泊尔和孟加拉从事乡村开发，捍卫妇女事业。1992年，她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奥巴马曾形容她是“一个集工作、求学和养育儿女于一身的母亲”。
邓纳姆对孩子寄望很高，从小教导奥巴马做人要诚恳、坦率、有主见。奥巴马的自信、魄力，以及面对强势女性能处之泰然，处处反映出邓纳姆对他的影响力。他们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远隔重洋，但始终关系密切母子情深。奥巴马认为他能有今天的成就，母亲居功至伟。无论母亲和他在一起还是分离的日子，他知道母亲的心总是在他身上的。这使他永远不惧怕任何东西，因为他知道，即便是他在生活、事业上摔倒了，母亲那儿也是他永远的避风港湾。
叛逆、堕落、迷惘、无助……看到今天充满活力而精神百倍的奥巴马，我们很难把他同这些词语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一度就是青春期的奥巴马，是母亲的力量成他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座家园中，母亲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奥巴马树立起了攀登的标杆，不乏浪漫而敢于幻想，同时对社会有着深深的责任感。
母亲对世界不同种族的认同，以及她对待父亲、继父和周围朋友的态度，都为奥巴马的人生观树立了良好的楷模。也正是在母亲这座精神家园的呵护和关爱下，奥巴马才获得了众多白人、黑人选民的支持，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总统。父亲：身体上可以离开，但心灵上不能缺席。
奥巴马的父亲来自于肯尼亚一个贫苦的农村，年轻时到夏威夷求学，与邓纳姆结婚。奥巴马2岁多时，老奥巴马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不久，他与妻子离婚，后来回到肯尼亚，为自己的祖国效力。尽管老奥巴马生活、事业上都不得志，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奥巴马的父亲，他经常给奥巴马母子俩写信。
尽管老奥巴马不在儿子的身边，但他的良好的形象却根植在儿子的心里。1995年，奥巴马出版了自传《源自父亲的梦想》。这本书在当时卖得很差，因为那时没人知道奥巴马是谁，但这本自传意味着奥巴马坚定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老奥巴马改变命运的成长经历相类似，奥巴马的从政道路就是一部从社会底层奋斗出头的个人成长史。奥巴马的这部成长史正是延续了父亲——这位来自肯尼亚贫穷小村庄的放牛娃，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完博士的经历一样，而奥巴马沿着父亲的足迹，他要问鼎的目标是——美国总统。
在生命铁三角里，父亲和母亲是生命的源泉。因此，一个否定父亲或否定母亲的人，生命是不会具有真正的力量的。邓纳姆竭力在儿子的人生中补上了黑人那一课：下班回来的她会带回美国民权运动的书籍，或黑人歌手玛哈丽亚·杰克逊的磁带，或马丁·路德·金的讲稿……她要让奥巴马耳濡目染。
自打两岁以后，奥巴马很少见到生父，是母亲鼓励他追寻自己黑人血统的根，从而完成了父系力量的延续。即使她在阅读奥巴马的回忆录草稿时，邓纳姆对儿子刻画她的部分只字不评，却急于解释或维护奥巴马父亲的一些缺点，她一直在维持着一个“英雄”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出于教育方面的考虑，在奥巴马10岁那年，他的母亲决定把他从印尼送回夏威夷外祖父母身边，入读当地一间在美国都堪称一流的学校。那一年，老奥巴马到夏威夷探视儿子，在岛上和儿子一起待了一个多月。在临走之前，父亲被邀请到小奥巴马的班里来为孩子们讲非洲的故事，演讲结束时，所有人都充满了感动和欣喜，把最热烈的掌声给了他父亲，给了他们心中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在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中，奥巴马心目中的虚幻的父亲形象实实在在地得以定型。两周后，老奥巴马离开了夏威夷。不过这次短暂而珍贵的夏威夷之行不仅弥补了奥巴马心中缺失的父爱和家庭温暖，也赋予了这个黑人少年也许会受用终生的人生财富——对于自己种族和身份的认同与感知。奥巴马终于能够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是一个黑人！
1982年，老奥巴马在肯尼亚死于车祸，死后就埋在村内。得知父亲死讯的那个晚上，奥巴马做了一个有关父亲的梦，梦中他们相见时，俩人热烈拥抱，奥巴马开始抽泣，父亲对他说：“我经常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醒来后，奥巴马发现自己还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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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互动与交流的缺损以及重复的、局限的行为或兴趣。ASD最早的症状出现在生命的头一两年，但是诊断的平均年龄通常为3岁。美国儿科学会（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2007）建议在18个月和24个月时对幼儿进行ASD的普遍筛查。对ASD的早期筛查与诊断有助于增加儿童从早期干预中获益的机会。因此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和临床医生试图越来越早地识别ASD，开展了对3岁以下的婴幼儿进行ASD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1 ASD的早期行为迹象
由于尚未发现ASD的生物学标志，因此其筛查和诊断主要以儿童的行为特征和发育史为基础。了解ASD的早期危险信号，有助于ASD的早期筛查与识别。
在社会互动与交流方面，父母提到ASD儿童在生命的头一年中，会出现：极端的气质和行为（包括易激惹和令人担忧的被动）；目光接触差；对其他人的声音（尤其是喊名字时）反应不佳；尝试进行游戏与互动的行为差；注视物体的兴趣胜过对人的兴趣；不会用手表达自己的需求或出现较晚；反复咿呀发声少；缺少兴奋的、快乐的、互动性的情绪表达等。在重复和刻板的行为方面，这类行为最早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尚未达成共识。婴儿在正常发展中也会表现出节奏性的重复动作，如踢脚、挥手、弹跳、敲打等，在某种方式上与年龄较大的自闭症儿童相似。这种重复行为在第一年是常见的，但在一岁后会减少。父母的回顾性报告指出，刻板行为一般出现在2岁，而非生命的第一年。2岁时某些儿童身上的刻板重复会达到临床界值。在2岁和3岁时，ASD症状集中在社会互动和交流方面，并且经常伴随有多方面机能的滞后，包括动作和非言语的认知发展。
综合国内外有关ASD早期行为特点的研究成果，下面对ASD的婴幼儿在社会交流与互动、语言与认知发展、动作发展以及其方面特点进行了概括，见表1。
2 ASD的早期诊断程序及方法
Bishop等人在2008年时提出对ASD的早期诊断应遵循群体筛查、重点筛查和最终诊断这样的程序，建议从多维度、多领域进行ASD的早期诊断，包括医学方面的检查（主要是通过检查听力和视力来排除感觉损伤，进行基因检测和神经学的检测）、对父母的访谈、专业工作者对儿童的观察、对儿童进行发展及语言测验等。国内邬方彦等人拟定了一套在社区儿童中进行自闭症筛查的流程：幼儿在18个月进行预防接种或常规体检时，在社区医院用《幼儿自闭症筛查表（中文版）》（the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CHAT-23）A部分问卷来做初步筛查；筛查为阳性的需转至二级或三级医院儿保科用CHAT一23的B部分做进一步筛查；初筛阳性者以及任何通过筛查，但被非专科医生、教师或家长怀疑为ASD的孩子由三级医院专科医生进行评估、诊断，评估异常者建立专科病史，列为随访干预对象。Chien等人在2009年时提出对ASD儿童的两阶段筛查方案，第一阶段用《父母担忧问题核查表》（the Parental Concem Checklist，PCC）对父母担忧的儿童发展问题进行核查，按筛查结果分为正常组、临界组和高风险组。第二阶段对于临界组直接用《幼儿自闭症筛查表（修订版）》（the Modified Checklist for Autism inToddlers，M-CHAT）进行再次核查，高风险组直接用《自闭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the 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ADI-R）进行诊断。
2.1 初级水平的筛查及工具
群体筛查即初级水平的筛查，主要是针对一般人群中有风险的儿童进行筛查。初级水平的筛查工具适用于基层保健场所，下面是一些常用ASD的初级筛查工具。其中敏感性是指从人群中正确鉴别真阳性的比率，敏感性越高，说明工具正确鉴别ASD的性能越好。特异性是指正确鉴别真阴性的比率，衡量的是工具区分非ASD的优劣程度。
《幼儿自闭症筛查表》一直被广泛使用，常作为对18个月幼儿的自闭症核心症状的早期筛查工具。CHAT包括两部分：9道父母回答的题目和5个专业人员观察评定的题目。所有问题用“是”或“否”来回答，可以在5—10分钟内完成。单独采用CHAT敏感性不高，阳性发现率偏低，易出现漏诊。
《幼儿自闭症筛查表（修订版）》在CHAT父母回答的9道题目的基础上增加到23个题目，删除了专业人员观察的项目，比原先的量表更为精确，可作为有效的筛查工具。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是0.87和0.99。
《幼儿自闭症筛查表（中文版）》是将M—CHAT的23个题目与CHAT的观察部分结合在一起并翻译成中文而形成的一个筛查工具。该工具适用于心理年龄为18—24个月龄的幼儿。用不同的判别标准计算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指标有所区别。在父母问卷部分的23道题目中，如果有6道题没通过，该工具的敏感性为0.84，特异性为0.85；23道题目中，有7个核心项目，如果其中2项不通过，则该量表的敏感性为0.93，特异性是0.77。观察部分5道题，其中有一道题测量儿童的心理年龄，其余4个项目中任意2项不通过，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74和O.91。Wong等人建议用父母问卷部分进行最初筛查，筛查阳性的可由经过培训的健康专家进行观察评定。国内研究表明，CHAT一23可以作为早期发现儿童自闭症的一种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筛查方法。
《第一阶段的广泛发育障碍筛查测试》（Stage 1 ofthe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Screening Test Ⅱ，PDDST—Ⅱ Stagel）适用于基层医疗部门的初次筛查，包括22个项目，描述的是12-24个月儿童的典型行为。选项为“是，通常是这样”或“否，通常不是这样”。如果有5个或5个以上回答“是”，就被认为有ASD的风险。
《自闭症特质早期筛查表》（the Early Screening forAutistic Traits，ESAT）适用于14-15个月的幼儿。工具有两种形式，4个项目的EAST和14个项目的EAST。4个项目的ESAT是预先筛查工具，由养育者对有关儿童在游戏、情绪表达和对刺激反应方面的问题做出回答，一般只需3分钟。如果幼儿在4个项目中有1个以上不通过，就被筛查为阳性。14个项目的ESAT要求由养育者和心理学工作者回答有关儿童行为的问题。3个或3个以上不通过就算是阳性。ESAT的敏感性较高，特异性偏低。EAST的优势在于4个项目的版本非常简洁，操作方便，因此增加了实用性，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假阳性的比例。
《1岁核查表》（the First Year Inventory，YFI）是专门针对12个月婴儿的ASD筛查量表，包含63道由父母回答的题目。该工具包括“人际一沟通”和“感觉一调节”功能两类，容易操作，可能是很有前景的筛查工具，但题目太多，敏感性和特异性等测量指标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父母担忧问题核查表》是由台湾学者Lung等人编制的中文版的筛查表，包括8个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涉及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和人际沟通四个方面的发展，针对父母对6-18个月婴幼儿发展过程中所担心的问题进行核查。该工具操作简便，容易实施，但目前有关该工具的研究还比较少。
《婴幼儿核查表》（The Infant-Toddler Checklist.ITC）是《沟通与象征发展量表》（Communication and Symbolic Behavior Scales Developmental Profile，CSBSDP）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24个有关人际沟通发展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询问父母对孩子的发育是否担忧的问题。该工具用于检测6-24个月的婴幼儿是否存在沟通方面的问题。虽然ITC并非专门针对ASD制定的筛查工具，但研究表明，ITC在筛选高风险ASD和其他发育延迟的儿童方面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0.89。Wetherby等人对5385名幼儿用ITC进行了筛查，结果显示敏感性为0.93，未报告特异性指标。如果需要将ASD与其他发展障碍区分开来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价。
Dababnah等以及Barton等对ASD初级筛查中常用的各种筛查工具进行了总结，见表2。
2.2 重点筛查及工具
重点筛查即二级水平的筛查，是针对发育延缓或可能有发育延缓风险的儿童进行的筛查。二级水平的筛查目的主要是区分儿童是ASD儿童还是其他发育障碍儿童。以下是一些常用的二级水平的筛查工具。
《自闭症行为核查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共由57条有关自闭症患儿的感觉、行为、情绪、语言等方面异常表现或症状的项目组成。ABC的评定标准为根据每一项目在量表中的不同负荷分别计1、2、3、4分，将各项得分相加成量表总分，总分越高提示儿童自闭症症状越严重。ABC的敏感性为0.76-0.97，特异性为0.38-0.58，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岁自闭症儿筛查测试》（The Screening Test forAutism in Two-Year-Olds，STAT）是专门针对ASD的筛查工具，原先主要适用于24—36个月的幼儿，后来的研究表明，STAT也适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在与儿童的互动中观察儿童在模仿、游戏和交流领域的表现，大约需要20分钟。测试包括12项活动，按通过或失败来记分。该量表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指标较为理想，分别为0.95和0.73，STAT似乎是将ASD与其它发育延缓问题区分开的颇有发展前景的筛查工具。
《第二阶段广泛发育障碍筛查测试》（Stage 2 of The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Screening Test Ⅱ.PDDSTⅡ Stage 2）主要用于发育门诊，包括14个项目，用于区分ASD和其它发展延迟问题，其敏感性为0.73，特异性为0.49。《第三阶段的广泛发育障碍筛查测试》（Stage 3 of The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bcreemngTest Ⅱ.PDDST-Ⅱ Stage 3），用于专科门诊，包括12个项目，可以对疑似AsD的儿童进行更为细致的筛查，其敏感性为0.58，特异性为0.60。
《儿童自闭症特质的婴幼儿筛查表》（the Baby andInfant Scree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Trmts，BISCUIT）主要适用于17-37个月的幼儿，由父母报告，同时儿童也要在场。该量表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62个项目，测量自闭症、未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PDD-NOS）的核心症状，不做诊断，约需20分钟，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第二部分有65个项目，测量伴随ASD常会出现的行为症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第三部分有17个项目，用来评估ASD儿童常见的挑战（攻击/破坏行为、刻板行为以及自我伤害行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O.91。BISCUIT的敏感性为0.93，特异性为0.87。研究表明，BISCUIT对于疑似有发展延迟的儿童（二级水平的筛查）更为敏感。该量表的优势在于专业人员可以灵活选择量表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时间不允许就可以省略不用），还可作为一种检测早期干预效果的工具。
《婴儿自闭症观察量表》（the Autism ObservationScale for Infants，AOSI）是专门针对6—18个月婴儿的筛查工具，包括18个项目，通过半结构化的游戏活动来观察、评价儿童在目光接触、视觉跟踪、社会性微笑和社会兴趣方面的行为特点。评价过程一般需要花费15—20分钟。该量表具有很好的评分者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为中到良，并有很好的预测效度，敏感性为0.84，特异性为0.98。
《沟通与象征发展量表》（Communication andSymbolic Behavior Scales Developmental Profile，CSBS DP）是一个用于评价12-24个月龄幼儿沟通与象征能力的标准化工具。该工具包括三部分：父母问卷ITC、《养育者问卷》（Caregiver Questionnaire，CQ）和《自闭症危险信号量表》（The Scale of Red Flags for autism，SORF）。ITC用于初级阶段的筛查，筛查为阳性的儿童，可以用SORF来进一步评估婴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SORF要对幼儿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观察，对其与父母和医生互动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录像，然后评分。在评价过程中，养育者要在场，鼓励儿童进行自发的沟通和游戏。评价时热身时间大约为10分钟，评估需要30—40分钟。SORF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O.87和0.75。CSBS DP不仅适合于ASD年幼儿童的筛查，具有良好的预测效度，而且能为干预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Dababnah等人对ASD重点筛查中常用的各种筛查工具进行了总结，见表3。
2.3 最终诊断及工具
最终诊断可以参考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诊断标准，借鉴有关ASD的诊断工具，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下面介绍的两个工具在国外被普遍认为是ASD诊断的黄金标准。
《自闭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the Autism Diag-nostie Interview-Revised，ADI-R）是ASD诊断中应用最广的半结构化访谈。ADI-R提供可以量化的分数，用以说明儿童在交流、社会互动和局限的重复行为方面症状的严重程度。对于3岁以下儿童，这个工具的效度尚未确立。目前幼儿版本的量表正在发展之中。由于修订工具尚未普遍使用，因此在应用这一工具来解释3岁以下儿童的分数时要谨慎。
《自闭症诊断性观察量表》（the Autism DiagnosticObservation Schedule-Generic，ADOS-G）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自闭症诊断工具，是在半结构化的情境中观察儿童在人际、互动、交流和游戏或重复中的表现的工具，适用于2岁以上的儿童。ADOS-G由4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针对语言技能水平不同的儿童，由一系列标准化的任务组成，用来引发儿童在交流、社会互动、局限的重复。模块1适合于年龄很小的儿童，没有言语或只有单个词汇；模块2适合2-3岁的儿童，能说短语；模块3和4适合年龄较大的儿童。每个模块一般需要30分钟。Luyster等人于2009年对ADOS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婴幼儿模块》（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Toddler Module，ADOS-TM），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实足年龄和非言语智龄大于12个月且实足年龄小于30个月的婴幼儿。
3 ASD早期筛查与诊断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对ASD的早期筛查与诊断取得了很多进展，对2岁幼儿进行ASD的准确诊断已成为可能，一些测量工具得到了广泛认可，并且出现了不少颇有前景的早期筛查工具，这有利于尽早检测出有风险的ASD儿童，并及早加以干预，但同时ASD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
首先，目前较公认的ASD早期诊断意味着在对2岁以下幼儿进行诊断，但有关ASD的早期筛查和评估工具关注的领域、强调的重点有差异，在操作方法、使用成本、测量指标、适用年龄等方面各有千秋，既给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带来许多选择的机会，同时也会造成测查结果的分歧与混乱。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现有评估工具进一步加以提炼和完善，形成能够普遍认可、广泛推广的筛查与诊断工具。其次，国内康复机构对ASD评估工具的满意度并不高，原因在于国内的ASD的筛查与诊断工具主要以引进为主，自主开发的适合本土文化和语言特点的工具较少，在ASD的早期筛查与诊断方面还需要大力研发符合国情、实施方便、成本低廉、与国际接轨的有效工具，在筛查与诊断流程方面也需要考虑到各种成本与诊断效果的问题。再者，评估工具在与特殊教育计划、康复训练工作的结合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对于国外较为成熟的诊断工具、具有诊断和教育指导功能的量表尚未及时引进。另外，虽然早期诊断有助于及早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但随着诊断年龄的提前，错诊和漏诊的可能性会增加，有些儿童在早期筛查时发展正常，但之后出现退化或停滞不前，容易被漏诊，而有些儿童可能在诊断时表现出自闭症的虚假症状，但之后又出现正常发展，这些都会给家庭带来负面的影响。随着早期筛查与诊断年龄的提前，诊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值得关注。
4 ASD早期筛查与诊断的建议
4.1 加强婴幼儿的健康监测与ASD的早期筛查工作
国内一直没有关于ASD的流行病学数据，一些地区的报告显示ASD的发病率要低于国外的报道，这是国内ASD的现实情况还是健康监测不足等原因所致？政府有关部门及机构不仅需要在婴幼儿的健康监测方面出台相关政策，而且需要联合科研院所通过网络、社区宣传手册、各种媒体等渠道大力宣传普及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及ASD相关知识，提高民众对ASD的认识水平和觉察意识，健全ASD的早期筛查与干预机制，在社区和乡镇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中尽早完善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将ASD的早期筛查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结合婴幼儿保健工作，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ASD早期筛查与诊断程序，规范ASD的早期筛查工作。
4.2 加强对康复机构和社区基层保健人员的培训
各种康复机构的从业人员在ASD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方面亟待提升，社区基层保健人员在ASD的早期检测和筛查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各种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和社区基层保健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对于ASD的早期行为迹象及诊断标准、筛查程序、实施方法、工具的规范使用方面等进行专业指导与培训，提高基层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
4.3 选择适当的ASD筛查与诊断工具
目前国内外有关ASD的早期筛查与诊断工具不断丰富，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婴幼儿的测量工具，这些工具在敏感性和特异性上各有特点，在测量方式和操作要求上有所区别。在各种筛查工具的选择上，既要考虑到工具的测量属性，还要考虑到工具的实用性和使用成本，并与干预训练有机结合起来。有些工具适用于不同阶段的筛查，但不能进行诊断，不能滥用和误用。有些工具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4.4 综合各种信息全面评估儿童的发展水平
父母（或养育者）的评价、专家的观察与诊断都会提供有用的信息。但是养育者对于要考察的问题没有较精确的理解，因此可能会导致高估或低估儿童的能力。专家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没有机会去评价儿童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不太可能像养育者那样能注意到那些不常出现的行为。因此，在做出诊断时，要尽可能地全面收集信息，将临床观察和父母（或养育者）的报告结合起来，将临床医生的诊断与心理学工作者的评价结合起来。
除了使用标准化的筛查与诊断工具外，在ASD儿童的评估中还应进行综合的心理评估，包括：认知评价；社交、情绪和行为功能的评估；当前适应功能的评价；以及言语一语言交流的评价。此外，儿童的早期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在进行ASD的早期诊断时，除了以儿童发展的一般水平为参照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发展的不均衡性和个体差异性。在评价疑似ASD的婴幼儿时，不仅要考虑人际交流方面的缺损，而且还要考虑气质的基本维度，考虑文化的差异对儿童的社会性和交流行为方面的影响。
德绍地方法院发言人施特劳布表示，由于案发时两名被告尚未年满21岁，因此法庭最终有可能按照青年刑事犯罪，也有可能按照成年人刑事案件做出判决。按照前者，谋杀罪最高判15年监禁，若按后者则可判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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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晚八点半，在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攻读建筑设计的中国女孩李洋洁决定出去跑步，却就此失踪。两天之后，尸体在其居所附近被发现，引发中德两国的强烈关注。
案件的侦破过程一波三折，德国警方在大量垃圾堆中找到受害者衣物，此外警方证实在受害者身上发现另一人的DNA。5月23日，一名20岁男性塞巴斯蒂安前往警局自首，表示受害者身上的DNA可能来自自己。此后警方还对他的女友西尼尔（同为20岁）展开问话，两人称在李洋洁失踪前一晚曾与其碰面。男犯罪嫌疑人继父德绍警察分局局长的身份更是给案件带了更多的关注。
11月25日，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检方指控，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两名被告人，由于女方并不能满足男方的性需求，因此恋爱关系并不稳定。女被告人担心分手，于是与男被告人一同商量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后者的性需求，以挽救恋爱关系。两人共同策划并实施和杀害李洋洁的计划。此外，检方还对被告人在2013年的另一起案提起了公诉。
“被害人李洋洁多次做出了反抗，并且因为极度痛苦而不断发出惨叫。两名被告人的暴力行为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随后将身受重伤的被害人留在空置住宅中并离开了作案现场。三个小时后，被告人又回到了现场，他们本来以为经过这些时间，被害人已经死亡……两名被告人于是将被害人拖到室外，两天后她被发现时已经死亡……根据法医的鉴定，被害人全身多处骨折、多处皮下出血、有明显痕迹……”据在场的德国媒体描述，庭审现场的气氛仿佛凝固了，几分钟前还在倒吸冷气的人们，现在纷纷瞠目屏息。大厅里，除了女检察官对法律文书异常缓慢、平静的宣读，再无半点其他声响。
首次庭审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在检方阅读完书后结束。按照法庭方面此前宣布的消息，此次审理程序暂先安排19个庭审日，截至2017年2月28日。
年龄问题为何引发量刑分歧
李洋洁案中，西尼尔、塞巴斯蒂安皆为20岁。与中国不同的是，“青年”一词在德国刑法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特指18周岁至21周岁的人
据德国帕绍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尔纳・薄逸克介绍，德国现行关于未成年司法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53年开始实施的《少年法院法》，该法律将可能适用的对象按照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划分为两个档次：少年乃指犯罪时14周岁到18周岁的人；青年（也被翻译成“甫成年人”“年轻成年人”）指犯罪时已满18周岁至21周岁（不包含21周岁）的人。14周岁以下的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21周岁以上的人全部按照成年人刑法进行判决。青年则根据案件情况适用不同法律规则。
事实上，中德两国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方面颇具共同点，譬如都强调“教育为主、惩罚为辅”，14周岁以下的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等等。但“依据青少年刑法对18岁至21岁之间的人进行处罚甚或已经成为中德两国未成年人刑法的最重要区别。”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教授贝恩德・许乃曼说。
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眼中，将18周岁至21周岁列入未成年人司法的范畴有着充分的科学基础。“夸张一点儿说，年轻人无法对其行为负责。”许乃曼教授认为。
在许乃曼教授的整个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窥得德国法学界对于青年犯罪心理状态的认识。“无疑，从青年人心理社会状态到成年人心理社会状态的过渡界限极不明晰。举个例子，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72岁的时候就曾说过自己正经历第二次青春期。”
“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来说，我很怀疑一个年轻人18岁就可以成熟到与真正成年人相提并论的地步。因此，民法或者可以为了形式上的明确性在行使选举权时选择僵硬的年龄界限，但在涉及罪犯个人罪责和教育能力的刑法中不应成为唯一的标准。”许乃曼教授说。
另一位教授薄逸克也指出，从统计学上看，少年犯罪人乃“在途之人”，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是个由年龄决定的短暂现象。男性青少年的犯罪负载值（每10万个人口样本中的犯罪人）在18岁至21岁以前都是一路走高（女性则是14岁至16岁以前），并且在该年龄段以后则持续走低。并且“无法确定地表明，少年犯罪人始终受到刑罚制裁，将来就一定不会再犯罪。”
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青少年过失”的描述中，将其解读为“源自成长冲动的所有脱轨情况”。按照薄逸克教授的介绍，事实上，大多数少年法官将18至20岁看成仍不成熟的年纪，并据此情愿“他们不必判处更加严苛以及会在犯罪人人生发展中留下负面印记的制裁。”
有67%的可能性只被判15年监禁
但在德国，并非所有的青年犯罪都按照未成年人刑法来进行判罚。德国刑法中区分18周岁至21周岁的青年，最初是作为一种例外规定设计的。在留德女生被奸杀一案中，施特劳布的发言正是据此给出了该案的两种可能性结果：适用未成年人刑法则量刑尺度在10年至15年监禁之间；适用成年人刑法则必须为终身监禁。那么，前者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德国法官对于18周岁到20周岁之间犯罪嫌疑人适用该条款的倾向性：适用未成年人法的比例为67%。
薄逸克教授指出：“其中不同的犯罪类型和地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被指控的罪名越严重，适用少年刑罚的比例就越高，并且大城市的少年法院经常对青年适用少年刑罚，而在小城市，尤其是南德地区的少年法院则更多地趋于保守，他们对青年适用少年刑罚颇为犹豫，且对于不够成熟的认定有所保留。”
《方圆》记者查阅了关于留德女生被奸杀案的发生地“德绍”的相关资料。这是一个位于东部的小城市，人口只有10万人左右，更近似于中国的小镇。由于东西德分裂的历史原因，这里民风偏保守，不少在德学生指出这里存在“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在这样一个地区，面对“奸杀”案中的种种残忍事实，主审法官的观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马尔堡准则”
那么，德国法官将如何判断一名处于18周岁至21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该适用未成年人刑法还是成年人刑法呢？
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5条第1款，规定了两种情况下可以对青年适用未成年人刑法：一种是通过对其所在环境因素的考量，从而将犯罪人的人格整体评价为，在行为当时他的道德和心智发育程度仍等同于少年人；另一种则是从犯罪的行为方式、情节或者动机上判断为少年非法行为。在薄逸克教授提供的资料中指出：对于该条款，德国实务见解认为，青年是否等同于未成年人取决于其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发育潜力”，即其行为中是否具有少年的典型特质。
显然，德国法律规定的两种情况依然非常概括，因此在德国司法裁量中公认的标准是马尔堡准则。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检办一处处长张寒玉介绍，马尔堡准则诞生于1954年，由德国青少年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与研究青少年法律的学者共同制定，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青少年人格特质的评判标准参差不齐的状况。
按照马尔堡标准，如果年龄介于18周岁至21周岁之间的青年在个性构成方面缺少特定类型能力，那么其通常应被视同于未成年人。这些类型能力包括：（1）具有一定的人生规划；（2）独立判断能力；（3）独立决断能力；（4）预见性思维能力；（5）理性构建情感判断的能力；（6）以严谨态度工作的能力；（7）相较于他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教还是罚是德国少年司法的老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女留学生李洋洁被谋杀案中产生的关于量刑的争议，并非只是来源于国人对凶手残忍程度的痛恨。即便在德国，青年犯罪的相关规定也是“整个未成年人刑法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德国的青少年刑法制度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制度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教育优先于刑罚”。青少年犯罪被认为是由于教育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反常现象，它是青少年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对正确发展发现偏离或悖反的结果。依据这个预设前提，德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的根据，是青少年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认知特征，其主要功能是预防青少年犯罪主体的再次犯罪。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马尔堡准则的存在。
据许乃曼教授介绍，这种给了法官巨大选择空间的青年刑事司法制度，尽管仍得到大多数德国学者的支持，近来也有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声音。“有些人建议像中国那样，依据成年人刑法对待所有年满18岁的罪犯，也有人要求专门设立年龄介于18岁至25岁之间的所谓年轻成年人的犯罪人组别，仍然参照未成年人刑法的较轻处罚对待上述人。”
类似上述声音，凸显了教育与刑罚之间的矛盾。
即便是对青年适用未成年人刑法之内的量刑，也存在争议。薄逸克教授就认为：“最近，少年法院对于‘甫成年人’（青年）实施的具有耸动性的谋杀案件都判得很重。一旦少年刑罚判处13年或14年的监禁，符合教育之必要就仅仅是嘴上文章，而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了。刑罚幅度的突破会产生一种磁吸效应：所有严重犯罪都会被顶格判处少年刑罚。可见在严重犯罪中教育原则的尴尬处境。”
毫无疑问，留德女生被奸杀案绝对符合“耸动性的谋杀”这一条。庭审结束后，一名当地报纸的记者对德国之声记者感叹：“我刚才听得整个人都僵住了！”还有一名从德累斯顿赶来旁听的民众说：“刚才检察官在介绍案情细节时，大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大厅里的那种几乎凝固的气氛，我个人当时就觉得很震惊、浑身不适，听着让谁都难以承受。”
德国青少年司法的借鉴意义
18至20岁的青年是否应该归属于少年司法的范畴从而获得轻判，归根结底与刑事司法理念的有关。那么，抛开我们对于留德女生被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的痛恨，德国这种青年刑事司法制度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