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31:1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学与影视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一、从英剧的文学气质说起
2010年9月，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推出的英剧《唐顿庄园》首播，迄今播出二季，不仅赢得了本国观众之心，还产生了巨大的海外影响，先后夺得美国艾美奖和金球奖的多项大奖，并在2012年上海电视节上摘取“海外电视剧大奖”金奖。电视剧从1912年泰坦尼克号失事带给英国一个贵族之家的影响讲起，其中财产限嗣继承法的限制，一对年轻人逐渐克服“傲慢与偏见”的爱情，立刻唤起文学爱好者对奥斯丁的文学经典的记忆。人们纷纷发问：此剧改编自英国哪部古典小说呢？
其实这出剧为英国身兼作家、电影导演和编剧，曾以《高斯福庄园》勇夺奥斯卡最佳剧本奖的朱利安·菲洛斯的原创作品。剧作所具有的浓郁的文学气质，集中体现了英剧的一大特色。
英剧的文学气质首先体现在充分利用本国丰沛而优秀的文学资源。作为公共广播电视代表的BBC（英国广播公司）出品了一系列由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从1978年开始，以恢弘的气势将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全部制作成电视剧；单是19世纪的优秀文学作品，诸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盖斯凯尔夫人的《妻子和女儿》（电视剧译名《锦绣佳人》）、《克兰福德》、《南方和北方》，等等，均在荧屏上一一展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传统文学的辉煌时期，从经典作家到有特色的小作家，BBC文学改编剧均给予关注，并因其对名著的忠实、出色的演绎、精美的制作而赢得一大批拥趸，BBC电视剧也因此几乎成了文学名著改编剧的代名词。
即使是并非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是由编剧原创的电视剧本，也往往具有明显的文学气质，这也是影迷们所谓的“文艺范儿”的一个重要标记。就以《唐顿庄园》为例，围绕着庄园继承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与爆发期间那充满变迁、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将人物与庄园的命运交织展开。其中有贵族、平民，上层主人、下层仆人，纷纭的人物，复杂的关系，锋芒毕露或是暗潮涌动的戏剧冲突，悬念丛生或是峰回路转的情节铺陈。不同人物之间的故事，各自独立又相互交错，表现出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复杂的人性。同样是原创性的、表现青春叛逆题材的电视系列剧，从2007年起在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也受到中国网友热追的英剧《皮囊》（豆瓣网上网友对每一季的评论少则数千条，多则数万条）就比美剧《绯闻女孩》深刻，写尽了青春的飞扬跋扈、张扬无羁和迷茫艰难，其中的现实感和人文意味，明显可见悠远的文学传统的影响。
英剧的浓郁的文学气质特性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与影视究竟是何种关系？同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的文学传统国度，中国可以从英剧发展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二、影视进逼。文学败退？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传媒技术的影响下，现代文化出现了从以语言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的转向。视觉文化无处不在，影视观看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中心，而传统的文字文学作品的阅读明显减少，文学的风光不再。今天，我们不断听到关于文学因为受影视步步紧逼而节节败退的悲观说法，甚至“文学终结论”或“文学死亡论”时有耳闻。
“文学终结论”基于一种认识：存在着一个有着明确的内涵和清晰的疆界并固定不变的文学观念。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以来所具有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属性，没有产生根本变化，但随着从口语媒介、文字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形式的更新，文学的文本形态在不断变化，相应地文学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就近现代文学中的大宗小说而言，印刷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世纪报纸的发展和连载小说的形式，推动了小说的文化消费，加强了小说认识和娱乐的双重属性。而20世纪以来影视这样的电子文本，采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可视可听，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娱乐本性，文学成为一种极其大众化的精神消费品。随着科技发展和网络普及，文学文本形态发生新变。据《新京报》报道，今年8月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显示：数字阅读已成出版潮流。当有人感叹文学退隐的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农贸市场”：“玄幻·奇幻”、“武侠·仙侠”、“科幻·灵异”、“耽美·同人”等，之下还有“盗墓”、“穿越”、“后宫”等热门题材类型，数量惊人，阅读者众多。
今天的文学的生态是芜杂的，市场化、大众化和传媒化联袂而来，文学生产体制包括生产、流通、评介和接受，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着变化。当我们把文学当做一个芜杂而真实的存在而并非一个抽象的观念时，我们就不再轻易地把文学看作“明日黄花”，或是把电子时代的主要符号——影像看作是文学的替代者。电子媒介时代可能会使一些文学样式衰落淡出，也会孕育产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可能会使传统媒介的文学形态被冷落，也可能产生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交融形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影视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影视技术的不断提高，例如3D技术的发明及推广，人们越来越享受这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不可否认，影视艺术具备非常强的直观性，这样的直观性会让观众觉得充满了亲和力，远没有传统的文字中的那种神秘性。在人们追求效率的时代，影视这样的艺术方式更加能够传递给观众各样的感情和信息。电影和电视的普及，就像一场视觉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和世界各地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具备强大力量的新生血液。人们不再从一个一个的铅字上去领会自己没有见过的风景和其他人的喜怒哀乐，因为影视艺术可以让他们直接欣赏到那些美好的景色、曼妙的声音和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的或喜或悲的人生。我们可以直接幸福别人的幸福，悲伤别人的悲伤。电影和电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向人们述说它的优越性，它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视觉上和文化传播上的革命，想要打破文学的单一的传播形式。
确实，影视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绽放出的光辉似乎已经掩盖了文学的头上的皇冠的颜色。但是，乔治•布鲁斯东认为，影视与文学是两条各自无穷发展的直线，二者相交于某一点，在这个点上，二者合二为一；但是，当它们离开这一点继续前进时，就会沿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轨道前进。［1］文学是不可能被影视所取代的，文学有其自身的强大之处，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和丰富的内涵统统是作为新生力量的影视所无法取代的。
但是，把影视与文学置于对立的立场上互相争夺谁可以发号施令也是不可取的。从我国的自身情况来看，我国的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国悠久的历史，我国的文学艺术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相当高，这就给我国的影视艺术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这些素材往往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本的起源。我国的经典作品四大名著，既是经典文学作品也是经典的影视作品，并且进行多次翻拍，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很多的优秀电影作品都是出自于经典的文学名著，例如，国外的《乱世佳人》《巴黎圣母院》《母亲》等，国内的《围城》《霸王别姬》《赵氏孤儿》等。
一、当代影视与文学的共同之处
（一）二者都是来源于生活，以人为表现对象，反映和折射现实社会
在社会这个大集体中，人是个体，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主体。同时，从广义的人的角度来说，人又是一个范围广大的概念，是具备思考能力和感知能力的社会主体，具备自然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其社会性。影视和文学这两种艺术形式都是以人这个社会主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通过反应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社会下的不同阶层人类的不同反应，以此为基点反应当时当地的社会的不同特性。较大范围内的较为复杂的社会性现象，涉及人性、经济、社会、环境、道德、历史、美学、感情等各种内容，即是影视和文学艺术所要共同表达的根本性的内容。［2］它不是可分析的，也没有对错之分，他是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内容的综合反应，是一个整体性的，是感情和理智的融合，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影视和文学艺术在表现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感情的时候具有很强的灵活的特性，可以根据需要和需要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而从容地选择合适的表现方式和侧重点。影视可以通过剪辑和镜头切换来展现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而文字可以在字里行间通过不同的表述方式给读者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影视和文学都是一种流动的艺术
影视和文学艺术的流动性主要是通过时间流逝、故事进展、情节和人物的外在反映来展现的。无论哪一个故事，无论是影视还是文学，主要的故事讲述都包括主体、客体和媒介以及相关的叙事因素来构成整个内容的。二者通过对每个故事的描写和展现都给读者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个在现实世界中观众和读者所接触不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充满了神秘感，可以给人一种想要探索和了解的意义。在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中讲述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它们在一个主题展开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的叙述，给观众和读者以不同的期待。而且越来越多的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借鉴了电影中经常使用的表述方法。例如，通过不断拉近的镜头来渐渐地看清故事的环境等。
（三）影视和文学都通过故事和感情表述
文学艺术通过一个个的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内涵来讲述故事，影视通过一个个不同的画面和远近不同的镜头来讲述故事。二者都使用叙事这个表现手段来吸引观众。选定了一定的主线，就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给观众讲述一个个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的故事，或喜或悲，触动了观众的某一个瞬间和感情，心的距离拉近，好感即油然而生。同时，每个故事中所表达的感情也是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风声》中的忠、《集结号》中的勇、《让子弹飞》中的义、《山楂树之恋》中的爱，这些感情无一不牵动着观众的心，而这些优秀作品往往都是经典的文学和影视的优秀结合。
二、当代影视与文学的不同之处
（一）表述的方式不同
影视艺术有声有色，有直观的记忆，是具体的，角色的外表、秀丽的风光、人民的生活，都是可以让观众实实在在的看见的；而文学艺术的表述是通过文字展现的，读者必须在自己对文字的理解的基础上，去想象每个抽象的画面，具备很强的间接性，不同的读者所想象的画面完全不同。但是，相反的，影视虽然具备直观性，可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人物、故事和结局往往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特定的情况，演员是谁，这个角色就长得这个样子；可是文学艺术不同，同样的一句话，“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每个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都是不同的，没有局限性。另外，电视由于有很多的肢体性语言和画面，可以让不同语言的观众都理解，但是受文字的局限性，文学艺术往往是带有很强的民族性色彩，即使可以翻译成别的语言，很多情况下也是无法表现其中的精髓的。
（二）传播的媒介不同
文学的传播媒介是具有间接性的文字和语言，影视的传播媒介是具有直接性的影像和镜头。［3］前者所塑造的形象，存在于读者想象，大家互不相同，往往很难表述清楚让别人看见，但是它就是清晰地存在，特色鲜明。后者通过镜头塑造的形象，可以直接诉诸视觉，具有直接性，但是每个人的形象统一。例如，小说《哈利•波特》中，每个读者都有一个自己心里的哈利，但是看完同名电影后，每个人心中的哈利就是演员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所以说，二者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具体，一个抽象；一个单一，一个多变。
（三）表现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受空间的特性的限制，二者的表现对象不完全相通，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人的内心世界，影视要想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必须通过可见的镜头来表现，需要有画面和外部造型以及动作，可是有很多的内心世界不是可以通过这些直观的表现手段来表现的，它们往往是无形并且抽象的。所以，在表达内心世界的时候，文学相比于影视具有一定的优势，是最可以描绘其精髓的媒介。
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良好的想象力的发挥可以帮助读者迅速而准确的反映在大脑中，这些信息在大脑中生成一幅幅的画面并且重组，进而形成完整的形象。而影视的欣赏过程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各种叙事要素通过直观的镜头在银幕中展现给观众看，具有很强的直接性，不需要大脑的重新反映的重组。所以，受这些特性制约，二者各有不同的受众，这取决于观众的自身性格和诉求。
三、当代影视与文学的辩证关系
（一）文学是影视发展的温床
之所以说文学是影视发展的温床，是因为文学作品是当今影视剧本的主要基础和源泉。剧本相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对剧本的高要求就直接导致了对编剧的要求，而创作一个优秀的剧本是很费时费力的，并且优秀编剧人才更是稀缺。［4］因此，自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的无数的文学作品为剧本创作提供了一条捷径。从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中选择合适的自己需要的故事进行改编，这是现在剧本创作的主要方式，原创的剧本所占的比例非常少，尤其是在我国的影视界。就像张艺谋认为的，中国电影的繁荣要建立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现在中国电影事业的逐步发展中，优秀的小说从根本上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现在中国电影的几个优秀导演，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他们的优秀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小说为基础改编的剧本。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本的过程中，我国的影视界有两种基本的思路。第一种是基本忠于原著，这在我国的老一辈的艺术家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编剧无论怎样的修改和加入自己的元素，但是都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和底线，及不能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原作自身的独特风格。在这样的情况下，改编后登上荧幕的电影和电视对原著具有非常强并且可见的依赖性，基本上包含了原著中的较为全面的内涵和意义，甚至是主旨。另一种就是现代小说的改编，现代小说改编的历史中，前期的主要包括张爱玲、琼瑶、金庸、海岩、王朔等小说大家，后期也包括一系列的网络小说。这其中的佼佼者是导演张艺谋，他的电影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小说，但是却又和小说相比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感情和故事，给人以不同的感受，让小说的读者和电影的观众都叹为观止。
（二）二者相互吸纳并且成长
影视和文学艺术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叙事的艺术。二者在叙事过程中互相借鉴叙事手段、人物情节表现方式、结构技巧。电影吸纳了小说的叙事要素，如精彩的故事情节、感情丰富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叙事视角，或者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事手法，还有生动细腻的局部描写，这些因素都是构成一个优秀的电影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亮点，一部电影只要在其中一方面做到优秀，就可以称之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不可否认的，无论电影电视有多么深刻的内涵、精美的画面、优美的音乐或者别的可以吸引观众的各种魅力，其真正的、当之无愧的精华是要倚重于其文学基础的。所以，无论未来科技发展得如何，影视和文学这两种艺术形式一定会更加的互相融合和共同进步的。
［参考文献］
［1］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
［2］ 张玉霞.论影视艺术与文学的关系［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24(06).
【关 键 词】视觉文化/文学的终结/电影小说/日常生活审美化
【正 文】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技术狂欢的时代。视觉文化，是一种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下立足于视觉因素，以“形象”或是“影像”主导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崭新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和表现功能排斥殆尽，而引发了“图像”与“文字”之争，使曾高居“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那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之下，“图像”能替代“文字”吗？文学会走向“终结”吗？本文主要以电影(电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不少理论家们惊呼“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认为“文字”屈从于“图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注：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丹尼尔·贝尔声称：“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詹姆逊则指出，在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它体现为历史的深度阐释和意识；而在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则明显地转向空间模式——一种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及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空间模式。他在一次访谈录中说：“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的了”；换言之，种种“类象”或“影像”的文化逻辑是一种空间意义的联系，它们将众多历史性的片段摊到一个平面之上，彼此之间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5页。）。面对机械复制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形象的垄断性推进，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景象社会》中指出“景象”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而大胆宣布了“景象社会”的到来（注：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1994) ， 4～5. ）。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提出了“机械复制时代”文明的阐释。接着，利奥塔在肯定了图像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能量的同时，提出了“图像体制”问题，并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批判。稍后的博得里拉又提出了“类像时代”的概念，并指出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他说：“景象决不能理解为是视觉世界的滥用，抑或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确切地说，它就是世界观，它已变得真实并在物质上被转化了。它是对象化了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但永恒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注：居伊·德波：《景象的社会》，肖伟胜译，见《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在《图像的威力》一书中，法国思想家勒内·于格更是对人们膜拜与迷恋图像的文化景观作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描述：“尽管当代舞台上占首要地位的是脑力劳动，但我们已不是思维健全的人，内心生活不再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源泉。感官的冲击带着我们的鼻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现代生活通过感觉、视觉和听觉向我们涌来。汽车司机高速行驶，路牌一闪而过无法辨认，他服从的是红灯、绿灯；空闲者坐在椅子里，想放松一下，于是扭动开关，然而无线电激烈的音响冲进沉静的内心，摇晃的电视图像在微暗中闪现……令人痒痒的听觉音响和视觉形象包围和淹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图像取代读书的角色，成为精神生活的食粮。它们非但没有为思维提供某种有益的思考，反而破坏了思维，不可抵挡地向思维冲击，涌入观众的脑海，如此凶猛，理性来不及筑成一道防线或仅仅制作一张过滤网。”（注：勒内·于格：《图像的威力》，钱凤根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面对信息技术的幽灵，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中主人公的惊人之口说：“所谓的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不能活过电传的特定技术制度(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哲学或精神分析学也不能。爱情信件也不能。……”美国加州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举电讯媒介、因特网对文学、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政治施为行为的影响与渗透为例，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注：以上引文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围绕“图像”与“文字”之争，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与西方学者的思想同步，国内学者也相继提出了“图像化转向”，以及我们已进入“图像时代”，传统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即将“终结”的论说。
可以断言，影像的诞生是当代文化生产的一大转折。麦克卢汉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的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注：参见《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而继电影之后，电视更是大规模地扩大了影像生产的规模。这些影像正在强有力地介入、包围和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而印刷文化的中心地位则岌岌可危。布尔迪厄就注意到了电视对报纸一类传统文字媒介的有力挑战，他说：“今天，在新闻界围绕着电视展开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有迹象表明，与电视相比，文字新闻业在渐渐地萎缩：电视增刊在各家报纸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文字记者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被电视所采用(当然，也一心想在电视上露面，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报社的身价。任何一个记者，若想要有影响，就必须上电视做节目；这样一来，某些电视记者反而在报社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从而对文字这一行的特殊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电视女主持人朝夕之间就可以成为一家报社的主编的话，那人们就不得不发出疑问，一个文字记者的特殊技能到底何在)；被美国人称为‘agenda’的东西(即议事日程，那些必须讨论的东西，如社会的主题，重大问题等)越来越受电视的左右(在我作了描述的信息的循环流通中，电视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文字记者推出一个主题，如一个事件，一场论战等，一定要被电视采用，重新策划，拥有某种政治效力，才会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中心议题)。文字记者的地位因此而受到威胁，这一行业的特殊性也就遭到了质疑。”（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记者的文字不过是结构上依附于电视的信息，文字记者被边缘化了。这里，电视的威力也就是图像的力量。在当代文化中，“图像”似乎已然凌驾于“文字”之上。
受到西方理论家的影响，国内有学者也提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电影的进攻和文学的退缩；“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注：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其言外之意是，文学将让位于电影，“图像”将替代“文字”，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影视与文学的联姻
在我看来，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作为两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样式，影视与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道路，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电影艺术兴起之初，为了摆脱“杂耍”与“游艺场玩艺”，电影虚心地向经典的文学著作“求教”。“当时的电影缺乏想象力……为了从不景气的情况中摆脱出来，为了把那些比光顾市集木棚的观众更有钱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电影就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寻找高尚的题材”（注：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第77页。）。通过大量地改编、演绎文学名著，依赖这些原作的权威地位，早期的电影俘获了大批的观众。于是，法国电影导演阿培尔·冈斯在1927年就热情满怀地说：“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在墓门前你推我搡。”（注：转引自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著(主要是小说)，而且文学名著一改再改，像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曾被改编高达17次。难怪前苏联的电影理论家波高热娃感慨道：“没有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改编，那么电影的历史也是不堪设想的。”（注：李晋生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版，第503页。）尽管如此，人们在观赏了这些改编的电影之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愿意甚至更喜欢阅读原著，其中重要的原由是原作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王安忆就表示：“我觉得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电影特别善于把名著平庸化，大众化，变成一种可使大家广泛接受的东西。”（注：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显然，在影视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过程中，作为文学作品的原作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影视作品改编成败的评判。我们知道，电影受到时长、摄制技术和观众的生理要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对于作品复杂人物关系和社会状况的表现往往力不从心，而无法与文学作品中那种运用文字以持续不断地铺陈、描写、刻画而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同日而语。如，电影《红楼梦》尽管尽量忠实原著，总会挂一漏万，使千百万观众不满足。此外，影像文本能否改编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编导对于原著和作者的理解深度，只有和原著有着精神的共鸣和沟通，才能改编成令人信服的作品。如，电影《城南旧事》，抓住了林海音原作中那种淡淡的感伤情绪，改编获得了成功。而电影《骆驼祥子》，编导出于对祥子的特殊喜爱，草率地变动了祥子的堕落结局，不仅破坏了祥子性格的发展逻辑，而且削弱了影片社会历史的内涵价值。
也有些影视所选取的文学原作并非文学名著，这些文学原作的名气远远不如名著，或仅仅是在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影视艺术家以它们为素材进行再创作，使它们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如，电视剧《围城》播出后，钱钟书先生的原著小说在书摊上成为热销，而在此之前并不大为人所知；琼瑶、金庸、老舍、二月河、张平、海岩等人的小说也都是如此，它们都伴随电影或电视剧相继成为读者的案头之物。同样，电影《哈里·波特》、《指环王》以及斯蒂芬·金的电影引入中国后，这些翻译作品也迅即风靡了大江南北。在这种改编过程中，不可否认，影视艺术家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遵循着从原作到剧本到拍摄，即从“文字”到“图像”的路径。
还有一些影视是对文学原作的戏说，它们是借助于一种与原作格调的对比和张力关系，而有意脱离文学原作所进行的自由创造。这些影像文本离文学原著越来越远，甚至于面目全非。譬如，在大陆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圣娶亲》里，编导不过是借了《西游记》的躯壳来编织自己对于爱情与人生的梦想，其中根本就没有多少原著的影子。
但是，前苏联的著名导演C·格拉西莫夫说得好：“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应该得到加强。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注：转引自《历史积淀与时代跨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影视改编透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第41～49页。）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电影史的一段佳话：1947年12月14日，由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在上海各大影院同时上映，据记载，在连续两周里，即使大雪纷飞，剧院仍是场场爆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这一盛况，有“连日客满，卖座第一”；“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云云（注：参见1947年12月13日～27日上海《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章报道。），关于《太太万岁》的评论热潮直到第二年才渐趋平淡。《太太万岁》成功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张爱玲，她坚持在剧本创作中沿袭了自己一贯关注小人物平淡人生的视角，以及淡淡的“含着微笑”的艺术风格。有评论者谈及这部影片时指出，无论是影片的选材，还是在表现方式(如影片中的场景处理、细节安排等)上，都带有典型的“张爱玲风”——“它的风气是一股潜流，在你的生活中澌澌地说着、流着，经过了手心掌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温暖，也许这缓缓的泉流，有一天把大岩石也磨平了。”（注：参见《文华影片公司新片特刊·〈太太万岁〉中的太太》，《大公报·大公园》1947年12月13日。）
影视与文学的疏离
不可否认，影视一直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探索与发展道路，试图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目前的电影制作就出现了通过高科技、大投入、大场面以追求视听感受的发展趋势。如，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里·波特》、《指环王》和《功夫》等影片都是靠着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的声音和画面效果让观众如痴如醉，而创造了不菲的票房价值。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与2003年的《骇客帝国：重装上阵》更被评论为开启了电影叙事语言的新纪元。这些电影竭力冲击当代技术所能提供的视觉效果的极限，而其中的文学性因素受到了挤压，给观众提供的是目不暇接的视觉大餐。但是，我们不能由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这种疏离，而对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无限引申和扩展，得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或是“文学的终结”。因为，在广阔的文学天地里，仍然有很多东西是影视无从插手的。
一般说来，影视是通过画面与音响作用于大众感官的视听艺术，它必须把所要表现的内容一概化为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而文学则是经由文字的传达作用于读者头脑的想像艺术，它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述抽象概念与凌乱而不相接的心理流程。在画面思维与想像思维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视觉、听觉艺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却不直接诉诸官能，但在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物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视觉不过是一个始发点，它所传导的符号信息只有通过读者中枢神经的再造想像，在脑海里破译出一幅符合文字描绘的艺术图景，才能读出凝结在书中的意思或意味——这是心智性的；而荧屏则是全息性的，音、像、语俱全，它们在同一瞬间撞击着人的整体机能，其间无需任何语符的转译，人们很容易就被激活，仿佛尚未动脑，却一下什么都懂了，实际上却不一定都懂了。
以对《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天方夜谭》改编成果而蜚声影坛的意大利导演比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指出：“我觉得电影和文学作为表现手段之间区别，主要表现在隐喻上，文学几乎完全是由隐喻构成的，而电影几乎完全没有隐喻。”（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里充满了文字构成的隐喻，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无数隐喻的终极指向，读者必须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全过程之后，结合自己的日常经验加以分解、类比、综合才能获得审美享受；而电影则只能通过画面凸现鲜明视觉形象，观众所得到的是导演强加的、先声夺人的视觉印象。安德烈·勒文孙说：“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注：转引自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身跨文学与电影两界，既是“新小说”派代表，又是“左岸派”电影重要编导的阿兰·罗伯—格里叶也感慨地说：“文学——这是词汇和句子，电影——这是影像和声音。文字描述和影像是不相同的。文字的描述是逐渐推进的，而画面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再现文字的运动。”（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第41～44页。）
因此，正如莫言所说的，文学原作和影视作品“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像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的长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这一番话道出了小说与剧本写作不同的特性和要求，文学具有影视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爱德华·茂莱精辟地指出：“由于小说家掌握的是一种语言的手段，他在开掘思想和感情、区分各种不同的感觉、表现过去和现在的复杂交错和处理大的抽象物等方面得天独厚。尽管晚近以来某些电影导演力图在表现复杂的主观关系方面与文学一争高低，但电影毕竟在这个领域里比小说略逊一筹，难相比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的电影导演，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处理一些更适合于文学家的题材时，结果往往拍出静态的、混乱的和枯燥乏味的非电影。”（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像鲁迅的小说作品，除个别篇目外许多都不适合改编电影，虽然《祝福》、《伤逝》已改编成功，但《在酒楼上》、《药》、《离婚》、《狂人日记》等都不适合。先生甚至认为《阿Q正传》也不具有改编成电影的可改性，他指出，“要在舞台上或银幕上表现阿Q的真实性格而不流于庸俗和‘滑稽’是十分不容易的”（注：转引自《论改编的艺术》，《世界电影》1983年第1期。）。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属于书信体小说，作品中充满了少年人对生活的感受，但关于情节、场景的叙事则显单薄、次要，以表现视觉形象为重心的电影就很难把它搬上银幕。又如，一些意识流的文学作品更是根本就无法改编也拒绝改编，“把《尤利西斯》拍成电影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乔伊斯的小说里充满了和银幕上使用的技巧很相类似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书本里是用词句来完成的，或者是在语言的和理性的层次上运用，并非电影摄像机所能摄录。我们如果想了解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就必须进入——深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电影的再现事物表象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需要深入人物的复杂心灵时，电影就远远不如意识流小说家施展自如了。”（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可见，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小说的最终产品和影视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相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与影视是艺术天地中并流的双河，那种认为电影将取代文学，使文学会成为自己的附属品的论断是偏颇的。
诗意地栖居
在“图像化”转向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文学样式处于低谷，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与新媒介进行竞争，不断地拓展着文学的生存空间。
我们注意到，影视艺术的发展使作家的创作在技术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新小说家萨洛特、格里叶、布托尔都认识到新兴电影艺术对小说技巧的意义，说“电影这一前程无量的艺术，其崭新的技巧，马上使小说受益匪浅”（注：娜丽塔·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格里叶的创作活动就像一台机器，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循环往复的复制。如，他的《去年在马里安巴》标明是“电影小说”，其叙事策略多采取淡化人物情节、简化叙事，强调片段记录、复制和迷宫手法等。而且在格里叶的代表作《嫉妒》的开篇，小说家则像一台摄像机，从露台将场景一一精确地描写下来，其故事和情节则如机械一样不断复制，阿X的故事和弗兰克的故事重复写了九次，一只蜈蚣的死说了九次，“香蕉林”的描写重复了六次，汽车抛锚叙述了六次……这些重复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已然迷失在现代技术的丛林。对于自己的创作取向，格里叶有一段自白：“但在我这里，人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落在物上，他看见它们，但不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肯同它们达成任何默契或暧昧的关系……人的视线限于摄取准确的度量，同样他的激情也只停留于物的表面，而不企图深入，因为物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并且也不作任何感情表示，因为物件不会有所反应。”（注：罗伯特·格里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因此，阅读这些“电影小说”，我们仿佛穿梭于技术之网，让人感觉技术复制时代的技术和机器不仅裹挟了现实中的人，而且进入了当代的艺术世界之中。对于“电影小说”的艺术特点，爱德华·茂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肤浅的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转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个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面阐明其主题”（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他强调指出，“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言之，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畅销小说作家海岩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和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注：鲍晓倩：《作家纷纷触电影视 创作心态各不相仿》，《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但是，显而易见，小说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影视的附庸。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文学中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它们也是彼此共存，各有各的市场，各有各的发展；而影视不过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苏童语)，它对于精英文学作品的改编，只不过是把它大众化，变成大众的精神食粮，实际上永远无法取代它的精英本体。因此，小说的改编大户王朔说：“写影视剧来钱，但写多了真把人写伤了，再要写小说都回不过神来。”（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