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7 09:45:4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学价值的多样性，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科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4亿年间，地球上共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发生在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命灭绝事件，造成了超过9070的海洋生物物种消失和大量陆地生物灭亡。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荒芜的精神家园，数不尽的社会矛盾……当今世界已经走在毁灭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什么时候到来?
150多年前，一位印第安酋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经过漫长的生物演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是极为丰富、蓬勃发展。人类诞生于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并且以其他生物的丰富作为诞生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实用和公益价值。生物源的实用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人类从多样的野生和驯化的生物源组分中，得到了生存、发展所需的食品、药物、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远远超过其直接价值的，是人们通常忽略了的生物多样性的间接和潜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关，主要表现在固定太阳能、调节气候、调节水文学过程、防止水土流失、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贮存营养元素并促进养分循环和维持进化过程等方面。归纳起来，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适应当地和全球变化的机会。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人类文化多样性也可以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等人类社会特征的多样性上。正如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如游牧生活和移动耕作)的一些特征表现出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
自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文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早在生物科学发展的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较低级的动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达尔文强调“物竞天择”，同时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达尔文关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恰恰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的观点，却显现出“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也正是这种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生态服务价值分离的价值观，使人类无情、无度地蚕食地球生命系统，引发地球生态危机，从而引发人类自己的生存危机!
生物多样性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生存问题考验着地球上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思考生物与人的新平衡，都在探求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办法和途径。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不可分。人类从早期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开始，到建立原始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衣、食、住、行、治病、娱乐、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动物和植物。不同区域的原住民和居民形成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相应的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对相应区域人的生存生活以及习俗传统有直接的影响。
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哪个人种或民族，动植物的名称都是相当重要的语言组成成分。全世界已知35万种高等植物，每种语言都有35万个以上的植物名称。自然界的动植物不仅丰富了人类语言的内容，而且是人类认识、学习和利用自然求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老师。比如纳西人祖先传下来的经验就告诉当地人：“开白花的植物富含营养可以吃，开绿花的植物有毒不能碰，开红花的植物可以做药治病”。这就是纳西人认识、学习自然的知识。后来，这些知识经发展就成了对食物、毒物和药物的识别和认知。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认识和利用植物的知识的不同，就是生物多样性认知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是用动植物作为某种文化标记和象征。如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在门上悬挂一束新鲜的菖蒲和艾蒿，意为驱邪避恶，保佑平安。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在傣历新年食用的用新鲜芭蕉叶包住蒸熟的糯米饼，其中掺和有不可缺少“糯索花”(云南石梓树的花)。这种树在西双版纳有野生也有被栽在村寨里和房前屋后，也就成了傣族人的文化象征植物。
关键词：英美国家文学作品；英语文化；渗透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发展历程，儒家文化为在我国根深蒂固，英语文化由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思想体系组成。新课改中提出“注重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尊重和理解文化多样性，注意观察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化差异”的教学总目标，而英美国家文学教学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学教学旨在将英美国家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怀和对生活理解、追求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加文化多样性，培养人格和陶冶心灵，提高语文学习能力。
一、高中语文教学现状
以往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新课改下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人际沟通和自主创新等能力。在课程改革的巨浪潮下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学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教学观念落伍
学生早已习惯了应试教育的教育模式，随着新课改的推进，陈旧教学理念已不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变形。具体表现在有些学校老师没有意识到更新教育理念的必然性，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依然套用旧的教学理念单纯注重增加学生知识量，追求高分，忽略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课堂无生机
英语基本包含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英语本是一门生动的学科，在课堂上却变得被老师填鸭式的教学变得暗淡无味，学生的学习变得非常的被动，只是老师讲、学生记的套路，教师应该在教学环节更加注重学生“说”的练习，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的主人。
二、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学教学中表现的问题
(一)忽略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的位置
英美国家文学作品在教材中一般都为选读课文，不是必须学习的，在考试中一般也都不涉及，教师在课堂上大致讲解或者有的干脆跳过，致使学生课后不再学习探讨，长期依赖老师的学生逐渐形成了英美国家文学作品跳过思想。
教育部门在教科书中增设英美国家文学作品内容旨在通过对他们的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多了解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增强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本是塑造和提高人才，教师是教育活动中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忽视是教育改革深化的总目标变成了一句空话。
(二)教学方法单一
教师在讲课时大多以“讲”为主，侧重对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较少尝试其他的教学方法。教师大多半节课时间讲解，半节课时间做课堂训练。课堂训练本来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和提高阅读分析能力，但这需要良好的教学效果作保障，如果只是单一的练习则知识积累和能力提高都将成为空话。教师一味根据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生搬硬套，枯燥讲解外国文学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会在无形中剥夺学生对选文的感性认知和独特理解的权利，这样学生和教师会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教学课堂将变得单调乏味。
三、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学教学中渗透英语文化的必要性。
(一)语文教程旨在英美文学作品选文中渗透英语文化
通过对教学改革总目标的解读，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
1.现今英语教学的内容之一是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和培养学生尊重理解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在完善现今英语教学内容方面至关重要。
2.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涵盖了多样文化的学习教育，体现了英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特质。学生在大学阶段接触到较多的英美国家文学作品，在此期间选文教学中渗透英语文化不但可以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多样性，而且可大大帮助学生领会作品的主题，了解西方国家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二)社会产物决定着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中渗透英语文化
语言和文化都是社会的产物。我们通过语言是学习文化，在学习和应用语言的过程中收获了文化。语言一直追随着文化的脚步，它随着文化的产生而出现，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壮大，每一种语言都在映衬着生养它的文化，文化是语言的根源。作为一种语言教学，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教学中渗透英语文化是无可替代的；作为一种文化教学，在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教学中渗透英语文化不但有利于了解语言特色还有助于领会主旨和人物形象。
(三)经验证明应该在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中渗透英语文化
教学实践证明，渗透英语文化在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例如在《老人与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理解不到语句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因为他们不了解文化背景。如果没有领悟到主人公是人性和神性的双重身份，更别谈对作品价值领会的多少。所以，在高中语文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教学中渗透英语文化是教育深化改革的必经之路。
结语
英美国家文学作品选文是文化内涵丰富的材料，是对国家自然景象，民族风情和等方面的概括。教材编辑工作者既然就将它编进教材中，自然有着特殊的利用价值。它是大学生进入更广空间的通行证，也是陶冶情操、提高大学生素养的奠基石。作为教学事业的领路人-教师，应更新教学理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能动性，将教材的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转贴于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 Brown， Rachel. Righting Ecofeminist Ethics: The Scope and Use of Moral Entitlement［J］.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 (26): 247-265.
［3］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7， (19): 5-24.
［4］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 Warren， Karen J.Environmental Justice: Some Ecofeminist Worries about a Distributive Model［J］.Environmental Ethics， 1999， (21):151-161.
［6］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8-11.
［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