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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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猛增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逐步实施的带动下,随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了整个2009年前半年。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纪录高达9.59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速高达34%。其中,1月、2月、3月、6月为贷款新增的高峰期,四个月新增贷款合计为6.14万亿元,占总新增贷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业银行的巨量信贷投放改善了全社会及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助推了企业生产的企稳回暖,提升了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程度。银行信贷资金在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拉动了国内GDP的增长。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拉动占比为80%。毫无疑问,银行杠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以量补价难以遏制利润增速下滑
由于执行反危机的降息政策,银行整体息差水平比2008年显著缩小。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净息差为2.21%,较上年下降0.49 个百分点;中国内地外币业务净息差为1.44%,较上年下降1.45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币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降了1.89和2.1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收窄。基准利率下调对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利率水平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币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为1.24%,较上年下降1.68个百分点。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为1.50%,较上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外币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利率震荡走低。2009年,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英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个月美元LIBOR为0.43%,较上年末下降1.32个百分点,六个月EURIBOR为0.99%,较上年末下降1.9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显著,贷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贷款基准利率快速下调,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贷款结构欠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占比达到23%。虽然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弥补贴现对贷款收益率的影响。三是市场流动性充裕,机构间竞争更趋激烈,贷款定价水平达到历史低位。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净利差刚性收窄,银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以努力实现银行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的增长。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资本利润率16.2%,资产利润率0.9%,利润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撑盈利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信贷规模接近34%的增速扩张。从各大银行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到,银行以量补价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润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入统计数据的17家银行中,工行、中行、华夏、深发展、兴业、民生、浙商、渤海这8家银行2009年资产利润率较2008年获得提升,广发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从全行业来看,净利润增速从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补价难以遏制住利润下滑。
银行资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补充资本压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使得部分资本状况一般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指标方面下滑明显,接近监管底线。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各银行的贷存款比例处于高位,大部分银行接近75%的监管上限,小部分银行比如中信、光大、深发展、民生已经超出监管范围之外,分别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贷投放使得各银行资本消耗严重、未来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在对17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各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农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别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27%和5.06%,接近监管红线;而渤海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发行规模2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发行规模100亿元。其中发行量最大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发行量占到了77.10%。建设银行2009年分别于2月、8月、12月发行三期次级债,合计发行规模800亿元,是2009年发行债券规模最高的商业银行。
由于银监会于200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余额不得超过其核心资本的20%的规定,并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以7月1日为红线的“新老划断”方式扣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的需求量,使得商业银行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补充资本,包括二级市场配售、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压力仍然很大,纷纷宣布了筹集新资本以充实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表1)。上市银行增发无疑会成为2010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然而,上市银行增发仍然蕴含着风险。就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资金紧张,而是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因为,2009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开发商,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很难牢固。因此,大规模的融资完成以后,银行能否给实体经济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银行继续按照现在的经营思路,继续把信贷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开发商,那么,融资不仅不能化解银行的风险,反而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监管政策收紧,银行疲于应付
伴随着银行贷款的高速投放,为防范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结构以及新业务开拓等方面,银监会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了监管力度,以防潜在风险,特别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资本新规具体包括:将资本充足率达到10%作为审批商业银行新业务、新机构准入及提升监管评级时的硬性指标要求;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行为有所限制;对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进行更严格的限定。在将次级债计入该银行附属资本的过程中,将2009年7月1日定为标准时点,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将银行交叉持有的新发行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等。上述监管新规,将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硬性约束限制的程度,并将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银监会监管收紧对于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银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升。从各大行2009年年报可以看到,17家银行中除了农行和中信没有达标之外,其余全部达到了15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4.1%,比年初上升2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资本监管加强外,贷款新规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面临着经营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中国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业界被统称为贷款新规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都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这些新规的出台,在帮助银行实行贷款全流程管理、规范贷款操作行为、防范潜在信用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更新、管理措施跟进、目标客户维护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初衷在于通过加强贷款支付的管理,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减少贷款挪用风险,避免银行贷款进入股市、楼市而非实体经济领域。而大客户的接受度不高,这给银行维护客户关系、推进《办法》的实施带来了困扰。银行试图通过用流动资金贷款代替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化整为零的变通方法也在《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风险分析
存款活期化,贷款中长期化,错配风险集聚
存款活期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活跃和经济的企稳回升,存款进一步活期化的趋势明显。从储蓄存款的定、活期结构来看,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额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额。说明储蓄存款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性风险加大。
新增贷款长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资结构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票据融资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与前期相比,显示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对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构成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7月贷款构成中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达到了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达到3.41倍,新增贷款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因为绝大部分中长期贷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支持宏观经济持续回升,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必须得以保证,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流错配风险。
从中长期贷款的部门流向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多地集中在了企业部门。目前,企业部门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占76.2%,从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观察企业和居民消费两个部类中长期贷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费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了绝对的份额,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仍高达88%。居民消费性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其比重如此之高与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达有关,但居民消费性贷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上,实际上大大压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其次,企业部门的贷款快速的向中长期贷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购置等,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中时,会有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企业部门贷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长期贷款实际上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集中。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投向不同行业的比重发现,中长期贷款集中配置在制造业、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这五大行业所占的中长期贷款比重分别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长期贷款的94.8%。如果将交通运输、电力和水的生产以及水利算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话,这部分中长期贷款占到总的中长期贷款的45.6%。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这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中国银行体系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过快,与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时,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都系统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制约了下一年度中长期贷款份额的上升空间。反思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模式的风险。
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我们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这都系统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增长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同时,中国目前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的金融结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过高,中长期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因此,要系统性地降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不够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转变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贷款主体“亲政府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
在贷款向市政建设、公共事业项目集中的同时,贷款主体自2008年末和整个2009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贷款主体向国有大型客户集中,二是2009年以来的新增贷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当前国内信贷业务具有的较高收益能力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各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市场的争夺非常激烈,信贷市场占比仍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地位的核心指标之一。在中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不能错过通过信贷扩张改变竞争地位的机遇。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资平台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和投资热点,所以加大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贷款就成为银行必然的选择。
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国企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向中小客户倾斜,但是出于对规模、成本和资产质量的考虑,大部分商业银行仍把信贷资金向大客户集中。从各大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华夏、广发、深发展、兴业、民生、恒丰、浙商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其中广发在图11中比较显眼,单一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56.43%,全都超过了监管要求,贷款集中性风险较高。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
地方政府过度融资把银行引入风险境地
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形成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09年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超过3000多家融资平台获取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经累计7.38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万亿元,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各行一般贷款余额较大的比例,如图12,2009年末光大银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一般贷款余额的33.1%,兴业银行为29.4%,平台贷款集中度比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冲动下,基本没有考虑本级政府实际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相对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引发各种风险因素。短期来说,由于投资和信贷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难以继续融资,从而导致工程烂尾,进而造成银行的坏账;中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融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一般都有回收期长而且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特点,即项目本身的还款能力相当弱,主要靠财政收入偿还,而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不稳定的,不仅对经济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着房地产市场冷热的影响。此外,极端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近年地方政府较普遍的以财政对借贷进行担保的做法,严格地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成为银行体系信贷质量方面的长期隐患。
多数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25%,兴业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60%,比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会提升银行未来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盈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多为中长期的基建类贷款,而建设周期通常长达2〜3年,因此在随后两年有进一步融资需求,当偿还本金高峰来临时,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对银行业2012〜2014年的盈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在目前7.38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的金额显著上升,2013年达到峰值,为2.3万亿元。假设2013年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3.36%,关注类贷款比率为13.45%,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拨备比例为100%,对关注类贷款拨备比例为5%,则2013年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将分别达到2359亿元和9437亿元。如果商业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在2010〜2012年提前拨备,则需拨备2831亿元,相当于银行业2010〜2012年拨备前利润的6.6%,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影响为7.9%。如果累计超过地方政府偿债率警戒线的还本付息金额全部变为不良贷款的假设,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最大影响为33.1%之间(如表2)。
房地产信贷激增,房地产及与之相连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图14),与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信贷规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自2006年以来银行贷款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平均达到21%)。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到2.5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32%,同比增长29.75%。2009年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5796亿元,占各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的6.02%。2009年房地产开发市场显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状况。与房地产景气度同向发展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住房个贷余额达到4.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91%,同比增长41%;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4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14.5%。
金融过度支持有可能会激化房地产业危机,特别是长期宽松的信贷政策,过低的利率政策会不断刺激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消费性需求。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价上涨,继而出现风险,基本都与银行的进入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房价短期内快速飙升,基本上都是银行金融支持的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和收缩会严重影响房地产资金供应,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房地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储备贷款存在隐性风险。1997〜2009年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快速增长,但土地购置面积一直大于开发面积,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而这些闲置土地大量囤积在部分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第二,销售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面临极大风险,经济繁荣时期销售猛增,一旦经济衰退销量会大幅下滑。以2008年为例,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是销售非常低迷,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全部下降。开发商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减缓,资金链趋于紧张,现金流量情况恶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由于房地产市场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高房价收入比使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违约风险开始上升。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产均价13224元和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成人的全部年收入来购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购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可能居民房价收入比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价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使得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潜在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脱媒”压力下银行理财产品疯长,资产表外化潜藏风险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对传统的银行经营带来挑战,银行存款减少,分流向资本市场的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面对脱媒的压力,银行不得不寻找新业务途径,而理财业务从2004年上市后就成为各行竞相角逐的市场。2006〜2008年间,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一路上涨,到2009年更达到了7566款,募集资金达到了5万亿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1.88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熟悉、专注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此后,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走低以及资本市场的走强,商业银行纷纷探索新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台进入股票市场、产业投资市场。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将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实业投资。在这种投资路径打通后,理财产品形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新股申购、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及由债券、股票、信托融资等产品组合而成的资产配置产品等。二是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结构性理财产品,实现覆盖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币海外投资的通道,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半径,理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产品。
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稳定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大幅增加,占主导地位。进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紧缩资金流动性的宏观政策让银行“钱包”收紧,加息即通胀预期又让投资者对存款缺乏兴趣,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1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市场的80%左右。在信贷规模紧缩时期,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的变相贷款,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盘活了存量贷款或分流了增量贷款,间接地使信贷规模得以扩大。据了解,多家开发商直接走贷款通道屡屡受阻,很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将资金引到房地产领域。这已成为不少银行贷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开发商曲线获得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
此外,银信合作理财也成为银行间信贷腾挪的手段。2010年对信贷投放节奏控制严格,四个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为3∶3∶2∶2,因此银行必须对信贷投放做好充分计划,比如有哪些信贷马上要发放,有哪些资金可以回收,碰到额度紧张时,就会向总行申请进行信贷资产转移。不过,除了额度控制的因素外,银行还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信贷利率较高,所以一般转移出去的信贷利率会比较低,比如下浮10%,这样银行就可以用腾挪出的信贷额度投向利率较高的信贷。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却因此减少资本要求,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不容忽视的是,一旦理财产品未来出现支付风险,银行就会对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样看似风险低的表外融资立即转为表内,构成商业银行的一大隐形风险。尽管理财产品背后的运作采取银信合作模式,但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其视为银行行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资金而出现问题,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声誉风险。
可以看到,银行理财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突出,部分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一味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管理。例如产品研发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风险适应性原则设计产品,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投资组合,没有运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收益率;在产品销售上,没有进行客户风险偏好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没有准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在风险管理上,没有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测指标并建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理财业务将会随着国内居民财富迅速扩张而产生巨大的需求,也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相符,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与完善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货币、紧信贷下催生债券市场泡沫,银行体系集聚巨大利率风险
“宽货币、紧信贷”是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货币供给较为宽松,人民币贷款则持续收缩;银行资产非贷款化倾向加剧,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货币不进行实质性紧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宏观问题,宽货币、紧信贷下银行体系孕育着巨大的利率风险。
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导致“宽货币”,银行资金面宽裕。外汇占款是我国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根据央行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析货币的投放情况。“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国外资产及国内信贷。负债方则是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通过考察2009年以来“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在国外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则一直上升。如图16,2009年12月,国外净资产占比已经达到82%,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这说明,随着国内信贷收缩,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并相应投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结售汇制度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只要国际收支双顺差稳定扩大,企业、居民不断结售汇,银行就要不断收购外汇资产,发放本币。
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政府通过紧缩信贷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受制于现行的汇率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银行信贷猛增。到下半年,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对于宏观经济的危险性,宏观调控开始转向。
然而,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达到引导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央行票据进行对冲银行过剩流动性,但随着央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冲效果正在不断减弱,而且,庞大的央票发行规模也给人民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发行央行票据外,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锁定银行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始终会有一个上限,在目前已经高达16%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银行业整体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维持在3%左右。另外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或许可以在缓解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信贷投放所能起的影响比较微弱。而且,在目前经济复苏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的大幅升息恐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由以上分析看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实现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和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等银行信贷紧缩手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9年以来,监管当局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资本结构以及计算方法的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其次则是通过窗口指导,对各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从而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
宽货币紧信贷下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银行业积聚利率风险。在人民币流动性总体较为宽松、贷款增速受限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非贷款倾向加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加大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把大量资金投资投向国债及央票。以广州银行为例,2009年投资收益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资收益全部来源于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来中国债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赐于“宽货币、紧信贷”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认购率居然达到了两倍。从长远来看,“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资金必然需要寻找出路,债券投资的配置压力很大,造成众多资金积压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收益率节节走低,并且我国市场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趋势。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场化,长期利率又受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使当前国内债券市场风险在价格上得不到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还未充分反映未来的通胀风险,然而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向消费物价的传导使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机会持续上行。并且实际利率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体现为负时,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对银行的资产价格带来影响,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银行业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胀趋势及其背后的利率变化风险将是近期银行业的担忧所在。目前中国债券定价对通胀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体现未来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长期利率飙升带来的冲击有所准备。
2010年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拐点
2010是中国经济转型年,也是银行业转型拐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是银行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银行在高速发展中基本经历着融资、扩张、再融资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对资本消耗甚巨,使得资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后,监管当局对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本的约束也越来越严格,银行将面临更胜以往的资本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资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业务与中间业务,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提高中间业务贡献度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内含价值增长的内在需求。能否通过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进而加快转变以批发性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为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成功实现转型,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选择。
2009年10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外界表示,招商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招行的二次转型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确保风险可控为目标,通过继续推进并深化经营战略调整,促进经营方式向内涵集约化转变,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巩固和发展招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招行提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和非利息收入这三块业务,推进以低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发展业务,扩大低资本风险、高收益业务的规模,并且提高贷款的定价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招商银行“二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招行所独有,而是所有规模扩张中的银行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大型银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的转型,业务增长的动力不是资产业务而是非资产业务、不是批发业务而是零售业务。例如,花旗银行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财富管理三大类,其中零售银行与投行业务起决定作用,利润贡献度占比超过8成。美国银行业务结构包括全球消费与小企业银行业务、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股权投资及其他业务等四大类,其中前两项业务对盈亏起决定作用,利润占比高达70%以上。汇丰银行则形成了个人金融、私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场四大类主营业务。德意志银行则全力发展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个人理财、资产管理、清算交易等新兴金融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几年尽管发展比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利息收入仍然占据全部收入的绝对比重。2009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国银行为19.82%,但是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决定业务经营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营模式与业务经营转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经营转型的市场效率。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以事业部制居多,通过扁平式、矩阵式、网络型等组织形势替代传统的科层组织,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其优点在于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银行业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经营经验,改革“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缩短运营管理层次,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提升组织效率。
目前,国内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这方面的转型,如民生银行对私业务和对公业务已经开始事业部制管理。民生银行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事业部“一级经营、一级管理”的体制,通过实施专业化评审、进行专业化营销和组建专业化团队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事业部制在业务线内部,减少了协调成本,强化了决策和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支持,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和快速反应;在业务线内部有利于产品创新、产品多元化,有利于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于业务线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管理环节,经营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专业化的团队,延伸服务链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构建与业务转型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安全稳健发展,对于银行经营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施业务经营转型时,由于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等出现新的变化,风险控制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和价值的认识,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实现业务经营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转型
面对中小企业市场旺盛的融资需求和大型优质客户市场挤压形势,银行业要逐步转变和淡化传统的“大户”战略,果断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转型。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改变,所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其中隐含着除信贷之外更大的金融业务空间。面对这一基本的经济结构,银行机构应努力发挥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银行应该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可以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与国有大银行相比,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城商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或协作、或独立地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这必将导致产业和金融资源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个潜力难以估量的发展机遇。服务于温室气体减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出现了参与国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财务状况更加复杂等显著变化。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了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低碳行业的收入增长幅度仍然达到了75%,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已经接近2007年全年总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聚冠有它的特殊优势：能拿到其他同行拿不到的优势价格、能拿到同行拿不到的舱位，并与船公司、港口、海关、商检等保持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批外贸与货运经验丰富、高素质的领导队伍，有长期稳定的大客户。
但是在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外贸业发展极为困难的一年，其表现为，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长趋缓以及必将要发生的结构深度调整。虽然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巨大，但是也应看到，危机与机遇并存，这次金融危机对浙江的对外贸易整体来说，正好带来一个结构调整、服务升级和企业重新洗牌的机会。因此杭州聚冠货代公司抓住危机中的机遇，在逆境中求生存，谋求更好的发展。2010年以来，聚冠公司的订单数量与去年同比增长了10%，就是由于公司调整了自己的竞争战略在危机中求生存。
2 聚冠货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小型货代来说，通常情况下都是由若干个老业务员合伙建立，在运营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是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对资金、风险等难以进行管理和控制。聚冠货代公司也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于公司来说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合理发挥其特色服务。总体来说， 开拓海外市场将是最佳的选择。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货代公司跟之间共同建立起竞争优势，甚至整个公司依靠一个进行支撑。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货代已经进入“资金流竞争”的阶段，对于小型货代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参与这个市场的竞争。
与其他中小型货代公司相比，由于聚冠的发展历史非常短，无论是规模，还是资金都不具备优势。目前，对于杭州市绝大多数中小货代企业来说，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由于监管不到位，进一步造成货代企业野蛮生长，企业数量非常庞大，并且各自为战，货代的专业形象和地位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企业之间的恶意竞争进一步降低了利润，另外船公司取消了相应的佣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小货代企业难以生存。对本土货代业的现状在短期内进行改变难度非常大，同时需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低层次的价格战，通过兼并、收购、联合重组等实现战略联盟，进而扩大规模，对优势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不断降低系统的营运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2.1 公司规模小，没有核心竞争力 公司的服务功能不完善，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服务依然集中在揽货、订舱、报关、报检等方面，在增值服务能力方面比较欠缺，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差价和订舱佣金。由于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缺乏特色，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货源结构依然以CIF出口货为主，在承揽FOB指定货方面缺乏相应的能力，使得货代企业的业务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而客户却缺乏相应的稳定性，提供的服务缺乏专业性，进而削弱了市场竞争力。由于公司的规模较小，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就相对较弱。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就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威胁。
2.2 货运市场竞争越来越激励 聚冠公司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我国政府正在逐渐开放货代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市场，外资货代的进入途径包括：寻找中国公司做；设立办事处；成立合资公司，以及成立独资公司四种模式。即使中国完全开放，在中国市场上，外资的四种方式依然并存，不过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进入方式。
当前，在中国的市场上，现有的外资企业非常活跃，这些外资企业凭借自身的管理优势、海外网络优势，以及出口 FOB 条款优势，对大量的货源进行掌控，同时也在想方设法抢占中国的市场。对于聚冠货代公司来说，如果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就要进行市场细分，明确企业服务的目标，树立自己的品牌意识，渐渐与其他那些中小货代公司相区别，来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体制。
2.3 经营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对于货代企业来说，优质服务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在营销手段方面，聚冠公司主要依赖于低价倾销、“机会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市场细分的理解，同时没有准确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另外，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进而扰乱了货代行业的经营秩序，并且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给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2.4 注重人才培养，防止人才流失 调查发现，公司的人员流动十分明显，这样很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当今国际货运业的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知识及其载体人才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对于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激烈。因此，对于杭州聚冠货运公司而言，要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就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笔者认为公司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激励员工的体制，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员工更好的为企业服务，而企业也应该尽可能的满足员工的需求，双方面的促进，来防止人员的流失和跳动。
3 发展聚冠货运的几点思考
3.1 “专业化”经营 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小企业需要对细分市场的需求进行研究分析， 同时对所开展的业务进行重新评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寻找自己最为熟悉，且盈利能力强，同时适合自身发展的业务。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非核心业务要逐步丢掉， 在整个货运流程中，选择某一两项核心业务进而注入全部的资源，例如只做拼箱货、保鲜货等，然后在这个领域内，不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避开与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在业内积极打造专业的服务平台。对于聚冠来说，这是实现“专业化”经营的必经之路。
3.2 “网络化”经营中小货代企业要重视网络的建设和扩张，一方面通过主动寻求信誉好、实力较强的国际货代企业为主体，打破地域界限，广泛吸纳与联合各地货代企业，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交叉持股方式或资源共享方式共同组成货代联盟，发挥各口岸货代公司拥有的当地货源、航线、物流等优势，增强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和影响力。
一、中国现代家具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的可行性
虽然中国传统家具有着诸多的优点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学习和传承,但如将中国传统家具原样照搬,还是依然难以融入现代社会、现代家庭与办公家具的设计与制造中去的。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家具在中国传统家具基础之上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家具是人们生活工作的必需品,而当代中国的家具使用者与中国古代的家具使用者在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已经有着天壤之别,完全的传统形式的中国传统家具难以满足人们现代工作、生活的许多需求。第二,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的制作要耗费大量的原木,特别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用材消耗了大量的、名贵和稀有的树种,生产成本、环境成本过大,政府和企业都难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倡导其发展。第三,中国传统家具以手工制作为主,难以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现今社会人力资源成本已大幅度提高,古典的真品家具的价格也不易为一般百姓所接受。并且家具的样式若一成不变的毫无新意,也不符合当代人追求多样化、时尚化和个性化。第四,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更新慢,生产方式无法实现机械化、电子化、集约化、数据化,不容易形成规模生产。第五,中国传统家具的生产方式无法实现模块化,运输安装成本高,装配维修也相对复杂。
二、中国现代家具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的要点
1.中国现代家具在功能方面的创新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新的家具类型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具功能的不断演变。中国现代家具如同中国现代的产品一样追求功能全,功能强大等,这其实并不是打动消费者的主要因素。而高品质的家具则将重点放在功能的创新上,但并不是将缺乏内在联系的多种功能简单罗列。
朱小杰设计的“书案TB-011”,只是一个简单的书案,但在功能创新方面却有着它独到之处。在使用书案时,经常趴在桌上看看书,图方便,就会使好多书堆放在桌子上。数量越积越多,不仅看起来凌乱,找起书来也要费上一番功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朱小杰发现了音响店里摆放CD光盘的架子,看到那么多CD盒子有序的放在一个向内斜的凹槽中,从中受到了启发,就在书案的前方设计了一个V形槽,看完了的书可以顺势的摆在槽内,既美观、大方还很实用。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功能的创新对解决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中国现代家具的发展不能简单的依靠模仿和抄袭,而是要从生活中发现切实的问题,再针对问题进行家具功能上的创新。
2.中国现代家具在使用方式方面的创新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直接、明了的信息化社会,家具的使用方式相比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设计师针对这种变化,拿出具体的设计方案来解释和适应这种变化。
现代客厅空间的面积都变大了,沙发前面与背后往往都会预留比较大的空间。针对这种情况,传统沙发的使用方式会把其背面完全暴露出来,既不美观,也浪费了背面的空间。设计师朱小杰针对这个问题设计了一款沙发“SF-021”,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沙发的背面与一个柜子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收藏经常要翻阅的书籍和刊物,柜台面还可以作为一个茶几,方便而且实用,在上面摆上一些家居装饰用品,给客厅增加了几分情趣和美好的气氛。
3.中国现代家具在形态方面的创新
中国现代家具的形态因为审美标准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甚至有一些家具设计为形态而形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现代家具通过形态应该体现的是一种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情调、东方的风度。
中国现代家具应该积极吸收传统家具的经典造型元素,再结合现代板式家具形式上的直达豁朗,在家具形态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完美的线和面的比例关系、错落有致,达到一种有灵气、有韵味的境界。
中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还应注意产品的目标人群。各种年龄段、各种文化倾向对于家具形态的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针对产品的目标人群进行家具设计,更加有助于家具产品的定位,满足不同的需求,丰富家具产品的类型。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使得消费者在审美的标准和态度等方面也逐渐融合,这就要求中国现代家具在设计风格、设计元素的运用上更加广泛,取众家之长,力求使中国现代家具之美被东西方所接受、认同。
4.中国现代家具在材料方面的创新
中国现代家具的用材多以自然材料和人工材料为主。自然材料就是木、竹、藤等,人工材料如合成板、塑料、玻璃、合成金属等。家具的材质往往给使用者提供最为直观的视觉效果,厚实的木头、粗糙的石头、光滑的玻璃、笨重的钢铁轻巧的塑料,不同家具材质的亲和力给人视觉和触觉上的感受不同,由于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特性,通过人工处理令其表面质感更为张扬,使光滑的材料有流畅之美,粗糙的材料有古朴之貌,柔软的材料有肌肤之感……这些材质的处理还能使家具产生轻重感、软硬感、明暗感、冷暖感。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再用封建等级思想来引导材料的选择,而是应该根据现阶段人人追求平等,万物追求和谐共存的现代社会标准进行家具的选材。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微电子或新工业革命)生产了大量的新兴工业材料,特别是一些复合材料――碳纤维、玻璃纤维等等。这就为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材料选择范围。
5.中国现代家具在生产工艺方面的创新
当今全球经济迅速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时代迈进,单纯的手工艺制作家具已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应在尊重传统加工工艺的同时,尽可能的采用精密的机器加工。随着时代的进步产生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数控加工(CNC)、柔性制造系统(F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等等高新技术,这些技术的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现代家具生产力的发展,使家具这一传统产业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中国现代家具产业随着时代潮流也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家具的设计与制造,使得中国家具从传统手工艺制造进入了大批量机器生产后的又一次飞跃。现代化的数控加工中心将锯切、刨削、钻孔、砂光、封边、镶边等工序合为一体,完成了多项加工的全自动。
中国现代家具通过生产工艺的改进,不能只是追求大的数量,而应该着重考虑家具本身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设计时必须通过家具这种实物的形式传递设计师对消费者的关怀,消费者在看到家具实体时感受到的也不完全是现代科技的高超,而应该是通过家具散发出的人文关怀去感受设计和科技带给人类的美好生活。只有这样,先进的加工工艺才能体现自身价值,才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
三、小结
中国现代家具要正确定位自身发展方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核心,用现代艺术设计观念推动家具设计的发展。尊重传统家具的选材标准、意义和目的,积极研发新材料在中国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以科学、生态、和谐为准则进行家具材料的选择。在尊重中国传统家具结构和加工工艺的基础之上,努力拓展中国现代家具结构的创新,运用更多更新的科技手段促进其发展,最终满足大批量生产的要求,满足普通消费者的物质、精神需求,满足家具本身散发人文关怀的要求。运用现代化的加工手段使中国现代家具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以节能省材、方便家具的运输、养护和传递家具本身文化内涵为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