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7:33:4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市场经济构成，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诚信原则的法理
对民事诚信原则的完整把握须从规范上去界定，从学说上去认识。但诚信原则内涵在中外规范和学说上极不统一，比如在法律上，《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行之；《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学说上，对诚信原则的本质学说主要有道德理想说、道德伦理说和利益平衡说三种。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界定法国采意思主义，德国采客观主义，而我国法律规定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指导性，在界定上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把握，称为折中主义。学术上的三种观点，以道德理想说理解诚信原则，可将之推崇到“帝王条款”之位，但同时它也就失去了法律规范意义；道德伦理说虽含有较强的价值评价，但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所以最终又回到了道德理想说；利益平衡说是用经济学方法评判诚信原则，与道德伦理说一样，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最终形成市民社会不能自为的状态。总之，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主客观评价机制。所以，笔者将诚信原则定义为在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进行民事行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谋求各方利益较量均衡所应遵循的准则。根据该定义，我们可得出诚信须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观评价和道德的人性基础；（2）结果要件，指利益的较量均衡，体现出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行为要件要求交易人各方获取的信息须对称。结果要件就要求在行为要件的前提下，达到各方的选择目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善意只是诚信内涵的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坚持依诚信的行为和结果两个要件判断，方可进行法律认定和实践操作，否则，将会造成法律的专制与实践的混乱。
2.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原则
诚信在科学领域着重求真，在人文领域则强调求善。对诚信的人性检讨从一定意义上就是科学和人文对诚信的双重评价，从而使诚信通过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达到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和法律等学科都探讨人性，然而，视角和目的均不同。但由于诚信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市民社会法的“帝王条款”，更是道德法律化的产物，因此，笔者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就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学科探讨人性作为背景，直接从人文的道德和科学的法律两个方面入手。道德和法律价值论均认为，人性是人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属性。该属性是相对于山、川、水、木等具有的物性和动植物具有的兽性而言并为人类所独有，其基本内涵是人类具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性与追问自身为何、干何及向何的精神。该理性精神赋予人类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在社会关系中永远趋利弊害。当然，这里的利、弊是从社会关系中作出价值评价的，个人的利、害意思表示并不一定与社会利、弊一致，有时甚至相反，而主流的道德和法律价值总是与社会价相一致的。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
三、诚信教育之必要及模式的构建
1.进行诚信教育之必要性: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如果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混乱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开展诚信教育，提倡诚信伦理，增强诚信意识，形成诚信风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言，诚信是企业的生命，是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的纽带，是竞争力量和优势产生的源泉。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外向性特点日渐突出，如果做不到诚实守信，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势必要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次，诚实守信是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要求。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职业道德要求，诚实守信适用于各行各业。
再次，诚实守信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为人诚恳，待人诚实，重信然诺，追求信誉，以诚实见信于人，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道理，也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秩序和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2.诚信模式的构建:确立诚信模式本身并不难，怎样让其在实践中正常、有序地运作，才是关键。下面就诚信的构建来加以探讨。
（1）建立诚信的内在运作机制：在市民社会，诚信是一切交易的前提，也是一切交易要追求的结果，而监督和竞争则是保证诚信实现的两支羽翼。
监督：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监督，诚信就会流于口号，甚至成为假诚信者作恶的外衣，通向成功的捷径，最终，市民交易被扭曲。所以，建立诚信交易的监督机制意义重大，它是其实现的制度保证。同时，在诚信交易的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律原则，排除道德的迁就，否则就会出现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较量的失衡，从而导致因善恶果。
竞争：同样，只有合法有效的竞争机制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诚信价值之所在。
例如在市民社会，交易人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是利他之善的道德。首先，法律原则仅为各方进行交易提供正当性、安全性的保障，至于交易能否成功，法律并不保证；其次，在统一法律原则下，道德即为一种利益较量的砝码，一种交易的经济成本（更象一个经济概念），与交易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谁愿付出之，谁在交易中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而诚信交易的竞争模式，首先，必须依法律原则为基础，即必须具有交易的正当性；其次，必须符合诚信构成要件。
（2）建立外部诚信体系。所谓外部诚信体系，在这里是指与上述诚信交易相对应的并构成诚信交易环境的所有关于人类诚信范畴，主要包括理念诚信、理性诚信和实践诚信等几个方面。
重构小人理念：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复杂的身份制社会尊君子，轻小人，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在现代社会，公民在人身权和财产权上是平等的，并保证了权责利的高度统一，君子与小人二元等级式的前提已不存在，剩下只有实行德制（君子式）和法制（小人式）两种可能。因此，重塑小人理念，并给予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强调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过程中对行政程序法的重视，首先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同时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项法律制度。现代法律程序就其通常意义看，包括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审判程序和行政程序。其中选举和立法程序直接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审判程序则主要是规范司法权活动的“程序正义”问题的规则体系。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律建设的逐步推进，上述程序法律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完善，如我国权力机关代表的选举规则及其议事规则均已颁布，行政诉讼制度业已确立，民事诉讼法通过修改结束了其试行阶段并得到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也正在修改之中。但是作为规范行政权运行方式、步骤、顺序、形式之规则的行政程序法，却几乎仍是空白。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的作用恰恰更为重要。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最基本的关系即“政府──市场”关系，如何恰当处理好这一关系，特别是对这一关系中政府的行政权如何定位，不仅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最终建立，也关系到其能否顺利运行，而对行政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恰当“定位”，不仅需要实体法上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在一定意义上更依赖于对行政权运作程序的规范化。缺乏后者，极有可能造成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行使对公民权利恣意与专横的干预和处置的态势，使市场主体的权利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实。甚至，离开规制行政权活动过程的程序法制度，新旧体制的转轨将倍显艰难，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多社会关系的实体法体系也将难以运行。对此，笔者稍后将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行政程序法的重视，还因为现实中恰恰存在着行政程序法观念极其淡漠的事实。这种状况也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表象之一。考察中国法律史不难发现，先秦以后的传统法中一直缺乏程序形式的要素，程序法为实体法所吸收。[2]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民主与法制建设非常重视，先后完善了选举、立法和审判程序，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但对行政程序法却仍然一直未予重视。比如，查我国权威的法学辞书，可见“程序法”条注曰：程序法，即诉讼法、审判法、助法，……为保障实体法的诉讼法律制度。[3]这就把程序法等同于诉讼法，完全排斥了行政程序法。这种行政程序法观念淡漠的状况，推根究源，是与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行政权本位主义分不开的。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其基本特征是行政权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和管理，这种行政权本位主义从根本上排斥要求行政权规范、民主、公正行使的行政程序法制度。从实践中看，缺乏程序法规则的行政权在运行中固然具有了较高的灵活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其行使的恣意与专横，这无疑与市场经济民主精神和权利保障观念相去甚远，也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精神。与此相反，现代行政程序法内蕴的行政权运行“公开、公平、公正”之要求，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性均契合了市场经济及行政法治的根本要求。西方法律传统表明，行政程序所要求的“正当过程”，本质上具有防止政府专制，保证行政决定客观、公正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从而推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4]因此，在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不论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还是从现代法治精神考虑，都应当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对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设。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而有必要建立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对其予以调整和规范的话，则从某种意义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恰恰应成为这一法律体系构建与完善的基础，因为后者不仅有利于真正廓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这一基本关系，而且也是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二、体制转轨与行政程序法的意义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之建构与完善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即新旧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不仅直接决定了后者能否最终建立和完善，也影响到社会能否稳定和发展。在这一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的转变，无疑是上述问题的焦点。
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的行政权本位主义，决定了行政权在这种体制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范围的广泛性。行政权对国家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排斥市场的调节功能。第二，作用的单方性。行政权依行政机关意志单方面发生作用，限制和压抑相对一方的意思表示，缺乏对相对人权利予以尊重和保护的机制。第三，权力行使的非规范性。行政权的行使过份侧重于行政目的，而实现这种目的过程和手段则带有任意性、封闭性和非公开性。从法律上看，前述第一点是行政实体法上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分配问题，后述两点则是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权行使的方式、步骤、手段、形式等程序规则问题。市场经济之建立对行政权提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要求，即行政权与市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承认并尊重市场主体权利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必须转变政府原有职能。行政权对市场的调控应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这样，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均需发生相应的转变。
就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配置上看，体制转轨要求重新合理配置双方权利义务，原来的行政权过多干预甚至吞并市场主体权利的状况急需扭转。对此，我国已着手转变政府职能，使原来政府对经济活动全面、直接的管理转向服务、监督和宏观调控等职能转变。这一职能转变固然有赖于行政实体法的规范，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规定政府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还权于市场，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方面，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必然牵涉到社会多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与组合，特别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重构，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组合没有一个公正并公开化的程序就不能保障公平，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反过来不利于市场经济之建立；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转变职能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只充当经济活动的“守夜人”，政府仍然应拥有对市场运行进行评价、监督、调控的权力，如果对这些权力的行使缺乏程序法上的监控，则同样有可能发生如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行使缺乏规范性、公正性、民主性的情形，产生行政权的恣意行使，造成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侵害。权力之行使必须有程序规制，而不论权力之大小，否则都会造成权力失控，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就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权力专横。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仅有实体法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行政实体法与公正的行政程序法的紧密结合。
就行政权行使的方式、形式、手段上看，体制转轨要求行政权克服其行使过程中的片面性、任意性及非规范性，在尊重与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基于理性选择而行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命令──服从模式，手段多为直接干预和管理，过程大多缺乏公开性，决策则欠缺民主参与机制，在整体上则缺乏有效的限制恣意的归责机制和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制度。市场经济要求行政权的运行实现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可以说，实现上述转变直接取决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通过构建严密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可以确立行政权行使的合理步骤、手段、方式、时限等程序规则，促使行政过程吸纳民意，确立行政公开，设立行政权违法行使的归责机制等，从而实现行政活动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因为首先，行政程序按专业主义原则而设置，专业训练和经验积累使程序操作者的行为更趋于科学和合理。无论是许可的颁发，还是税率的确定，专家的意见当然较为中肯；[5]其次，行政程序一般都要求行政活动过程公开，从而使行政权的行使不仅受到到当事人的监督，也受到公众监督，使行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容易被发现和纠正；第三，行政程序可以改变行政权行使的纯单方面意志性，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和事实材料进行公正对话和讨论的条件与空间，从而有可能使当事人的意见和要求在行政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的上述调控作用，无疑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行政程序法由于在上述两个方面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有助于旧体制的消解与新体制的建立。究其内在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行政程序一方面限制了政府权力行使的单方性和恣意，强调通过对话和合意而采取行为，另一方面则要求程序参加人都必须对通过程序产生的结果信守承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契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把自由选择和信守承诺结合在一起，适应了重建社会结构的需要，[6]有助于构建一种“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之社会状态，[7]而这种状态恰巧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相吻合。N·卢曼曾经指出，在西方旧的身份共同体关系解体与资本主义新秩序确立这一历史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一个是社会或私法领域中的契约，另一个是国家或公法领域中的程序。[8]而从行政法的发展历史考察则不难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程序法的出现和崛起，恰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上相吻合，应该说这并非偶然，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权力被限制到了最低点，程序控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和突出，而一旦到了政府不得不被赋予较大干预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三、市场经济与行政程序法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并不仅仅依赖市场机制自发的调节作用，也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从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现代经济运行中最核心的问题。[9]笔者认为，在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行政权──市场主体权利）这一关系上，行政程序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行政权而言，行政程序为其设置了严密、合理的操作规程，既可以限制行政恣意，又可以防止行政权的推诿和消极无为；对市场主体而言，行政程序法则可以保障其权利与自由，增强其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度等。前述作用有助于“政府──市场”关系的有序化与和谐，从而为市场经济体制之运行提供良好的条件。
据此分析，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行政权行使的规范化功能。市场经济既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某些宏观上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又要求这种管理和监督应当规范化、科学化。行政程序法从两个方面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它通过规定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一系列程序规则，如行政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权违法的归责机制等，从而限制行政权的专横，保证行政权运行的民主化和公正化，防止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规定行政权行使的条件与对相对人程序权利的规定，如时效、期间制度，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归责制度等，防止行政主体推诿法定职责，避免权力行使的消极和无为情形。应当指出的是，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范化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比实体法要好，因为实体法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的细则化、具体法而实现的，其结果是产生了极其纷繁复杂的“副法”体系，在实体法规定趋于严密周详的同时固然压缩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但也可能因此而导致法律的僵化和行政活动的机械性。程序法对行政权的规范则与此不同。现代行政程序通过促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的对话和争论，使讨论的问题能够更加明确集中，论证更加均衡、完整，从而排斥任意，但却并不排斥行政主体与当事人的选择，而只是使选择合理化、有序化。D·E艾普特曾指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包括选择的两个方面：改善选择的条件和甄别最满意的选择机制”，[10]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政府──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其行为选择的主要方式与过程，就是公正合理的行政程序。
2.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功能。市场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应是一种“权利经济”、“自由经济”，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予以充分保障，对其行为选择的自由给予尊重，行政权与市场主体的权利、自由关系要满足上述要求，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对权利的保障功能。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滥用的排斥，本身就意味着对市场主体权利、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也具有独立的权利保障功能，这表现为：通过为相对人设定程序上的权利，从而保障其实体上权利的落实；通过听证制度的设置，为相对人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提供条件；通过程序法上权利补救制度的设置，矫正违法行政行为，对受侵害的权益予以充分救济等。上述几方面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制度，也使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享有了相对独立的选择自由，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具有了程序上的“抵御”能力，即他们可以运用程序法的规则来否认和排斥违法行使的权力之有效性，从而不仅在静态的法律规定，而且也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使自身权益得到保障：“不仅是被动地得到保护，而且也可以主动地保护自己”，[11]行政程序法具有的这种权利保障功能在西方法律史中已有了深刻的反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道格拉斯曾经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的区别”，[12]另一位大法官则直接了当地写道：“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13]在权利与自由成为市场主体行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行政程序的权利保障功能尤为重要。
3.决策的民主化功能。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活动单方意志性与随意性的限制以及对市场主体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运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在行政过程中契入公众参与和监督、评价的程序机制，使行政决定尽量吸纳公众的意志，反映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一定程度的合意，从而使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得以增强，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利于决策的优化。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来看，其手段主要有以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为形式进行宏观调控和以行政执法形式进行的对市场活动的监督和评价。就行政立法而言，行政程序可以通过规定调查、协商、公告、评价、审议、备案等程序规则，促进立法民主化；就行政执法而言，则可以通过规定调查取证，听取当事人意见和辩解的听证制度，保证行政执法的民主性，从而也使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服从。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所要求的民主化，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4.效率的导向功能。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选择的充分自由，另一方面则要求经济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导向功能表现为下述三个方面：其一，行政程序法对行政专横的控制、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机制，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为政府行使权力进行管理活动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它却减少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摩擦与抵触，增强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其结果是提高而非阻碍了效率；其二，行政程序法排斥随意性，但却并不排斥选择，只是要求选择合理化，因此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它同样允许行政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自由裁量。如当程序的参加者就某一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而达不成一致意见时，行政主体可以选择一个最为合理的方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主体的活动可以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等，都有助于行政活动简便有效地进行；第三，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主体尊重与保护市场运行的相对独立性，但又可以促使行政权对市场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防止市场运行的某些弊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表明“‘自由的’市场有时同政府权威一样具有强制性”，[14]而这种市场的强制性同样可能侵害个体的权益，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行政程序促使政府积极地行使必要而适度的宏观调控，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效率。
四、制度创新与行政程序法的完善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对市场经济体制之建构与运行的作用，首先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运行也并非完全没有程序规则。但是这些程序规则与旧的经济体制相适应，表现出片面性、保守性、封闭性和零散性。就其片面性而言，这些程序大多只涉及到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活动规则，调整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命令──服从关系；就其保守性而言，则反映在这些程序大都规范行政权对相对人的管理，而对其权利保障的程序制度则鲜有规定；就其封闭性而言，反映为行政程序只便于行政主体单方意志的表达和实现，缺乏与当事人合意和对话的机制；就其零散性而言，则表现为行政程序立法形式缺乏统一标准和对行政活动的系统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应当在对原有的行政程序制度进行检讨和反省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进行制度创新。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思路中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宗旨上，必须从市场经济对行政权行使的本质要求出发，以促使行政活动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尊重与保障市场主体权利、自由，同时又兼顾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为目的。这样，在立法的目标模式上，就应把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协调兼顾作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15]
第二，行政程序法的原则，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规定行政公开化、行政民主化、行政科学化等基本原则，以保障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
第三，在行政程序法的内容上，应与将限制行政权恣意，保障公正行政的“听证”制度与以效率为核心的开放性选择机制结合起来。为此应当设定一系列辅助制度，对前者而言，主要有行政公开制度、调查取证制度、对质制度、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等；对后者而言，主要有时效制度、制度、自由裁量行使的条件与归责制度、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制度等。
第四，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上，考虑到行政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运行的总体性、原则性要求与各种专门行政活动特殊性要求的结合行政程序法既应有统一的原则规定，又必须设定专门行政活动的程序规则。为此，行政程序法之立法形式，应该将法学界久有争议的“法典化”和制定单行的程序法规两方意见结合起来，先制定一部统一的《一般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活动的目的、宗旨、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再以此为基础，制定配套的专门程序法规，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行政程序法体系。
最后，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法的完善应大力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对这种体制下规范行政权运行的行政程序法在西方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程序法作为一项具有较强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制度，又容易借鉴和移植。国外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表明，借鉴和移植外国程序法的合理之处，不失为一条完善程序法制度的可行捷径。
「注释
生态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友好相处的目标。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城市生态体育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构建体育场有利于发挥生态体育独特的价值。本文将论述生态体育的内涵，并针对如何构建生态体育场提出一些见解，希望对生态文明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生态体育的内涵
建设生态城市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需要，生态体育是城市文明的标志，通过体育可以了解到一座城市的风貌和精神状态。生态体育是生态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是指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经过协调与融合，共同发展，互相关联的体育活动。倡导在自然环境中开展体育运动，拓宽人类的思维和眼界，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和谐的生活。开展生态体育离不开和谐友好的自然环境，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主张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构建生态体育场，建立和谐健康、景观事宜的文明城市。
二、构建生态体育场的问题
（一）人口压力过大，生态系统失调
人口激增导致城市人口压力过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了破坏，无法和环境交换人类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而且，城市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并没有坚持科学发展，盲目的扩张城市面积，砍伐森林，占据绿地，破坏青山绿水，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二）城市污染严重
目前，城市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有来自各方面的污染，例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噪声污染等，严重影响了市民的身心健康。如果体育场周围的空气有来自工厂排放的废气和取暖用排放的气体，就会经过人的呼吸进入肺部，导致一系列疾病，很多有害物质还会溶解于水中，市民饮用过被污染的水，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且，城市的噪声污染也很严重，有交通噪音，工业噪音和建筑施工噪音等，市民在一片噪音中锻炼身体不仅没有任何积极的效果，反而会给生命健康带来许多危害，影响听力和心脏，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三）城市建筑的不利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城市几乎都是高楼林立、人口密集，建筑工程的实施和自然环境的相处并不和谐。第16届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修建的体育场毁掉了30公顷的森林，导致数以千计的动物失去了家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建设体育馆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因素，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三、建设城市生态体育场的建议
生态体育场理应满足生态体育的需要，不仅要具备健身、竞技、的功能，还需要营造和谐的自然、文化环境。要以生态经济和市民意愿为导向，优化并配置体育设备资源和服务，以集约型经营推动体育场的功能多样化与生态化，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不能为了建设体育场而破坏生态系统。
建设生态体育场，应该以融合自然、文化，促进市民幸福和维护和谐社会为目标，需要合理设计体育场的布局与功能，这就必须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资源的承受能力，要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体育场的布局与功能定位，挖掘内部的有效资源，避免体育场的周围存在环境污染。构建生态体育场，不仅要深入地分析城市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势、市场文化需求和设备技术等重要因素，而且要建立合理地管理机制，可以通过生态管理机制、文化机制、激励机制、合作机制、约束机制、竞争机制和运行机制等，科学有效地管理并运营生态体育场，使其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服务价值。而且，生态体育场的功能日趋多样化，不是简单的健身与锻炼，而是要为市民提供专业的训练条件，为跨社区、跨省市和跨国家的竞技比赛提供优越的场所，达到教育教学和外交的功能。为多元化的竞技比赛提供和谐友好的环境，开展休闲、文化娱乐活动。
开展生态体育，构建城市体育场，必须认知到生态背景，遵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和城市的承受能力，坚持生态学的基础原理，始终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遵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向文明、健康、绿色、舒适、高效的友好环境发展。始终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有好的关系，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学会创新，开展多种启迪智慧的体育活动与游戏，营造积极健康有趣的娱乐文化活动，不断的树立生态体育环境意识，完善生态体育的模式，建立体育环境学科体系，从而促进生态体育的发展，打造文明城市，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经济体系的确立是时代的发展与需要，生态体育是城市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将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建立共同发展，互相关联的体育活动，有利于促进全民健康，开阔市民的眼界，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和谐的生活作风。开展生态体育需要和谐友好的环境支持，必须着手解决不利于构建城市体育场的问题，缓解人口压力，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清除污染，保护环境，以生态经济和市民意愿为导向，优化并配置一切有效的资源，挖掘各方面的潜能，以集约型经营推动体育场的功能多样化与生态化，坚持科学发展观，完善管理模式，开展有益的体育活动，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从而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体育场，建立文明城市。
【参考文献】
[1]唐景丽，基于生态经济的城市体育场构建影响[J].内蒙古体育科技，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