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7:33:4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极端观点。一个区域的文化与本地地理、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以及人的感知等因素有关，也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刺激和冲击等因素有关。一个区域内，一些文化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明显影响，另一些则有明显影响。即便存在明显影响，经济与文化之间不一定存在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的累积因果关系。
区域文化在一些条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发挥影响（比如在市场环境中），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可能不发挥影响（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反过来，区域的经济发展（比如其经验和教训）也会影响到区域内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但不一定嵌入于地方存在的全部文化。而且，即便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还存在强嵌入和弱嵌入问题。一些冲击因素（比如计划经济）还可能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去嵌入于地方存在的文化。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共生演化框架还是不完全的，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加以利用。这里我们试以温州和苏南地区为例来对之加以分析。
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此外，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之外的浙江省其他地区总体也大搞乡镇集体企业，后来为什么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实施改制，走上主要以发展个私经济的“温州模式”之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和苏南地区两者有一点相同：两者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远离政治中心，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这种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迫使历代温州人需要依靠经商养家糊口，逐步形成强烈的重商文化、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这又反过来促进温州人的商业发展。
温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永嘉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叶适。“永嘉学派”综合了儒家文化、周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要素发展而来，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而温州的本土文化属于“水文化”，这种基于海洋的“水文化”有一种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是一种“重商文化”，与历代温州人必须借重航海贸易的生活方式有关。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天高皇帝远”，有着一种反抗皇权专制的文化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传统很难发挥其效用。不过，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就有人私下对抗“皇权”搞农户家庭承包制，有着相对较多的个体和私人经营成分。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成为自组织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地方，还利用了“红帽子”企业这类假集体企业形式――温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实质上也是数个私人大股东掌控的私人实体，而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自组织发展在1980年代成就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这里，温州的重商文化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共生演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位于长江下游的小三角，即江浙沪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粮仓，也是各代官府重税之地。这种地方历来稳定压倒一切，官府控制较严，要求秩序稳定、百姓顺从。不过，即便是重税之地，税负在多数年份也会在官民博弈中倾向于达致一种平衡，使百姓值得努力劳作。当地内河水系发达，历史上形成的“吴文化”就是指这一带的地方文化。它也属于一种“水文化”，但这种“水文化”属于“内陆水文化”，不同于“海洋文化”，有利于商业运输，但没有多少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苏南地区临近代表“海派文化”的上海。而上海的市民“小传统”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上海，苏南地区的“吴文化”是一种城乡混合文化，总体上有着勤劳、精巧、阴柔、秩序（顺从）等特点。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苏南地区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改革之初上海国有企业较多，社队企业的资金规模和人员规模也适合于与上海的国有企业的合作。苏南集体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吴文化”与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的“苏南模式”也有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距离吴文化区较近，受到吴文化的影响。而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宁波，就与温州类似，同属“海洋文化”，而且根据1842年中英《》，宁波与上海等地一起成为通商口岸。1949年后，由于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政府长期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温州之外的浙江其他地区虽然也发展了大量乡镇集体企业，但是这些地区比省外其他地区政府职能转换和企业转制更早，总体上转向自组织经济。前述浙江区域文化无疑有助于这种转型。浙江省到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可以说，浙江全省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的改制虽然落后于浙江，但毕竟进行了改制。这种改制与“吴文化”的某些要素发生了脱钩。市场因素的冲击和不同所有制结构效率的真实比较，也对当地的区域文化造成较大的冲击，“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中的一些重视个私经济的文化和正式制度因素也为苏南地区所接受。由此看来，苏南地区的“吴文化”即便仍然成为“吴文化”，其内核已经出现了变迁。从苏南地区当前的高速发展来看，新的“吴文化”与苏南地区的新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随着国际和区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趋深入，区域文化力也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区域发展实际，研究区域文化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培育并弘扬先进文化，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类型。畜牧经济阶段滋养了畜牧文化；农业经济时期孕育了农耕文化；工业经济昌盛了工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水平，并深刻影响区域文化的类型与构成、形式和内容。
从上述角度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河湟先民创造的石器时代文化，再加上民和喇家遗址和地处西宁市西郊杨家寨的南凉“虎台遗址”、唃厮啰政权的“青唐城”遗址等古遗址文化，历史上汉、藏、回、土、蒙古、撒拉族等诸多民族的先民，在共同发展河湟地区物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繁衍，形成了现今青海6大世居民族既共融共通、相互交融又别具一格、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河湟多元多样民族文化。
河湟地区不仅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齐全共存的宗教圣地，而且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宗教文化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民俗民间文化和人文自然景观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等河湟现代文化，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文化建筑的实证。河湟地区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河湟文化新类型的孕育和诞生乃至繁荣昌盛。
（二）区域文化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21世纪，经济和文化出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力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每个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要受到区域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于商业活动文化背景的阐释，如关于齐国的“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关于邹鲁的“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好礼，地小人众，俭啬”等。可见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在当时已经比较明显了。另外以宗教文化为核心，以旅游文化为补充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模式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青海的知名度，也对青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同步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已深深融入当今社会经济运行之中并成为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区域经济要形成特色并健康发展，就必须立足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制定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方案时，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把文化经济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使之成为一个发展整体。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同时，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必须对传统区域文化进行扬弃，将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鉴于此，大力开发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是河湟地区当下必须坚持的发展战略。开发、利用好河湟文化旅游资源，就为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点。所以，河湟区域文化与河湟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也促进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
（二）文化产业推动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文化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市场的开放性同文化的包容性在本质上是可以融合的，在此基础上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促使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推陈出新，又能在融合过程中实现文化产品量的增加与质的升级。所以，充分利用地区文化资源，发展教育、文艺、体育、民间工艺、旅游、科技、工艺服务等文化产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
根据青海省的统计，青海旅游业近几年增长十分迅猛，1995—2000年5年内旅游收入从1914万元猛增至10个多亿，年均增长约122.92%。旅游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1995年为0.16%，2001年达到4.47%。2008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8亿元，比上年增长0.3%，2009年全省旅游总收入突破60亿元，增长26.6%。再从居民消费支出中文化消费所占比重来看，青海省同全国一样，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增长较快。城市住户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1995年为7.9%，2000年达到11.8%，2005年为12.9%，2009年为10.1%。农村住户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支出，1995年为33.70元，比重为3.7%；2001年增至79.38元，比重增长至6.52%。2008年为148.9元，比重为5.0%，2009年为173.8元，占消费支出比重为5.4%。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文化的繁荣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表现为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融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文化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中西部省份以农耕文化为主，而东部商业文化比较发达，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西部省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东部省份地理环境的相对开放长期影响的结果。
青海省民族成分复杂，为各民族文化融通提供了先天的条件，伴随着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青海各区域各民族的文化开放与交流已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势头，其必然增进各民族的了解与团结，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河湟地区农耕文化发达，从一定意义上说，该地区居民保守有余但进取开放意识不足，通过与中东部省份的文化交流，其商业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必然增强。所以，河湟地区的文化只有通过省内省际文化融通政策才能不断丰富其内涵，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着力扩大文化对外交流合作。继续办好青洽会、国际清真食品用品展览会、藏毯国际展览会、唐卡艺术和文化遗产博览会等经贸文化活动，提升青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深化同海外和省外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同时加强省外、国外的先进技术、快捷的市场信息和经营机制与青海的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优势的密切结合，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其次，加强扶持引导。河湟地区应在拓宽融资渠道、广泛招揽人才方面下功夫，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大力扶持具有河湟民族特色的歌舞、戏剧、曲艺等，为河湟文化走出河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好铺垫。另外对有发展潜力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重点旅游景区等要争取多方支持，重点发展，实现旅游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结语
目前，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重要机遇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影响力将日益突出和重要。只要结合好区域文化，科学规划区域发展，正确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类型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即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马清华. 关于传承和弘扬河湟文化的思考［J］．攀登，2011（5）
②段继业. 河湟多元文化的起源、价值与现实［J］．青海社会科学，2002（5）
③景晖．青海研究报告，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精品版2005：344—345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32-02
一、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的贡献
文化与城市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专家预测，21 世纪是“文化经济”时代，在这种趋势下，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是仅仅局限于反作用，而是直接作用于经济，成为经济的一部分。
（一）文化产业是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
文化产业作为现代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在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而且还体现在它在满足城市居民文化需求的同时，为城市发展提供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为社会的协调与进步发挥的促进作用上。发达的文化产业还有助于形成城市的特色，扩大城市的影响。城市的特点和影响将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城市文化产业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其进一步发展又给城市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需求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广大城市市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已向人们昭示，文化产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化积累十分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如果我们抓住机遇，把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能丰富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又能通过庞大的市场获得巨额利润，壮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再次，城市文化产业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后劲。在一个社会系统内，经济和文化从来都是共生互动的，文化生活既为经济生活所控制，而文化资源又是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一方面，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品位，塑造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市民素质。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举办一些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传统特色的节庆活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既充分展示了城市的形象，又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因此，发达的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会改善城市的人文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服务功能，也会提高市民的文化素社会协调发展。
二、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分析，经济增长必须不断拓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不断发现新的领域，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更新、引导新的市场需求，为经济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增长空间，文化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群，它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对经济增长具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作用，在经济效益的构成中，文化附加值越来越成为决定经济效益的一个关键，文化产业因其本身的创新性、文化性而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较高的投入产出比例和经济效益，在许多传统产业平均利润趋于下降的同时，文化产业保持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水平。
（二）软化经济基础，优化经济结构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基础具有明显的“软化”作用。现代城市经济结构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高效、智能化的、知识和文化、信息服务活动为主的软件化产业结构的时代。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是以无形、智能化的知识、艺术和精神服务活动为主要特征的软产业从微观的角度看，在现代商品生产中，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作用，就是增加现代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降低资源、能源、资金的有形的 硬投入，提高文化、艺术的无形的软投入。另外，无形投入的比重不断增大，也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文化产品的开发、咨询、销售服务等软职业等劳动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同时，文化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物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广播、电影、电视、书刊、娱乐等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迅速普及，促使通讯卫星、广播器材、出版业、印刷业、文化金融业文化贸易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从而进一步改善投资结构和投资环境起到深度的软化作用。
其次，文化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属于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是产业高级化的结果。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劳动者在全社会劳动就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也同时提高了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将推动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文明类型，文化经济的兴起使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变得更加现实，文化经济时代的发展观是人文化的经济发展观、传统产业生产对物质能源消耗的依赖性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自身的资源是无限的，是比自然资源更为宝贵而且可以反复利用而不消失的资源，文化经济作为智力型清洁型增值型的经济，以精神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将经济发展转向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由于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无限弹性和人类精神文化资源开发的无限弹性，所以文化济没有传统经济所具有的发展极限和扩张边界。这就使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变为可能，文化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中面临的资源匮乏的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四）调节经济稳定发展
文化经济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稳定谐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发挥重要的杠杆作用。国民经济的稳定谐调发展，务必要求总量平衡，即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就文化经济而言，社会总需求是文化投资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两部分组成，这两个方面的失衡都会导致文化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文化需求是人们满足了衣食住等基本生理需要以后的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文化商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这种属性对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
三、文化与城市经济相互结合的层次
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内在动力，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存在着两者结合于经济活动之中和经济活动之外两种状态，文化融合于经济活动之中的程度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因此，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程度分为三个层次。
1.第一个层次，文化因素不直接参与城市经济的运行，而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环境、条件发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发展动力中，人文资源、人文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突出，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文环境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效益，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文化环境、文化条件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文化有着其他产业形态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推动力，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城市的文明程度，改善城市的文化氛围，使城市具有良好的文化形象，必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2.第二个层次是文化因素渗透于城市经济运行之中，文化属性在总体上仍为经济发展的配角和产业活动的附属，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仍然比较间接和隐晦，这种“产业化”了的文化形成了文化产业的隐性形态。文化产业的隐性形态，对于经济活动的规模、结构、效益以及生产、营销、消费等环节的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文化、产品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文化对经济微观个体的产业行为和生产活动的渗透，以及企业进行文化嫁接和创新的结果，企业文化融入于企业的经营目标、特点，使企业更具凝聚力、创造力以及盈利能力，从而逐渐沉淀成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产品文化是指以产品为载体，把文化因素封装，融入产品之中，使生产产品更具科技含量和人文特性，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功能、品位，也使产品实现了更多的文化附加值，人们在物质产品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必然对产品的文化意义有所追求，因此对产品进行文化附值是必然趋势，产品文化对于产品生产越来越重要。商业文化是指通过举行各类文化活动，创造更有人文精神的市场环境，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景观。文化普遍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市场营销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粘合剂、催化剂的作用。
3.第三个层次是在文化与经济的高度一体化阶段，文化经济处于显性状态，文化在最大程度上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此一阶段，产业机制和经济因素愈来愈多地融入到文化活动的过程和状态之中，这直接导致产业形态的文化经济实体应运而生，文化发展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配角，它通过提供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方式，在金融资本介入的条件之下，直接参与城市经济的运行，文化经济的显性状态包括了科教、文娱、媒介、体育等产业类型，成为现代城市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胡惠林.文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1-177.
[2] 尹继佐.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8.
[3] 高起祥.首都“布新”战略之一 ――文化产业提升[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