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06 09: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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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足球不能替代父母，这群留守儿童宁可不走出大山，不去“大重庆”读书，也希望和父母在一起。
从重庆北站搭乘动车，要经过1个多小时手机信号全无的路途才能到达石柱县城，而那里距离三河镇小学尚有6公里山路。
渝东褶皱的山脉将它与直辖市重庆的热闹分隔开来。山沟沟里的三河镇小学与外界最大的联系，是全校近1 000名学生中，60%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
在这个偏僻隔绝、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最闪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队。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运到这里，挤满了学校会议室前侧的两张矮桌。最“名震山外”的一次是去年11月，足球队在重庆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中夺得冠军。
如今，这些奖杯几乎成了她们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今年毕业的10名校队队员全部被重庆市区的初中看中，进城上学。
六年级（1）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只是，面对为她骄傲的校长，她犹豫着咽下了自己的秘密。
一个人，一只球
下午3点，放学铃一响，等不及老师宣布下课，陶思芊已经在课桌下开始了小动作――把堆在脚踝的足球长筒袜拉到膝盖下方。
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
当校园渐渐空下来，蝉声覆盖住嬉闹声，就到了三河镇小学足球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训练时间。
这是一块由深浅间隔的人工草地铺就的7人制足球场，却要供120个学生分享。由于“人多地少”，低年级的“小不点”基本上只在球场活动。女队高年级组的队员也时不时要在一边候场，等待教练魏小光的一声“换人”。
对陶思芊来说，无论是空间有限的场地，训练用的“打气都能爆炸”的劣质皮球，还是松松地挂在球门上、被磨得起毛还破了几个大洞的球网，都不会让足球带给她的快乐打上半点折扣。
经过1小时的训练，她的脸颊像烧红的炭，头顶仿佛蒸腾着热气。她像男队队员一样，拧开矿泉水瓶盖，往脸上抹了一把水。
陶思芊很享受抬脚、一记劲射、进球这种“很爽的感觉”。她也很享受3人一组传球练习时，和搭档马诗彤、马灵巧，偷偷用“马大姐”“陶大姐”称呼对方，这足以让几个小女生笑个不停。
这是一支“色泽鲜艳”的队伍。训练的时候，大家从一堆五颜六色的球衣里随便选一件来穿，红色、黄色、蓝色，印着不同赞助商和相同的“三河镇小学”字样。
当全身汗湿得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她们踏出校门，就回到留守儿童的底色中来。
一墙之隔的校外，卖炸洋芋和关东煮的小车已经收摊，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学校隔壁的两三家小卖部，学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楼店面都关门大吉。无论是“家具城”还是“大药房”，紧闭的卷闸门上都写着“店面转让”。
“与其背井离乡去打工，不如回家做天街房东”的广告牌显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镇人的脚步。球队里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马灵巧、马诗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从学校往西走500米，路边一幢两层的小楼就是陶思芊的家。从一楼房檐伸出来的遮雨棚，让没有开灯的一层看上去像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
如今，陶思芊独自一人生活。她的父母在石柱县的另一个地方修路。在这份工作之前，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筑工人，妈妈在县城卖过鞋，也在家经营过小卖部。
生活中，这个12岁的女生像在球场上一样动作麻利。早上闹钟一响，她起来做面条、蛋炒饭，端出冰箱里的咸菜。吃完收拾妥当，踮着脚把擦桌子抹布挂好。
在踢足球之前，陶思芊喜欢画画和看电视。
如今，她用足球打发在家的时间，一楼的墙壁上布满了足球的印子。在电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作为自己的偶像。她在学校图书角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C罗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练球的故事，杂志上说，C罗小时候就拥有自己的球场，那是水泥地的大街。
陶思芊从没看过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赛。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的欧洲杯，也走不进电视频道有限的大山。
洗完澡出来，她换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钻进被窝，期待早晨的到来。
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如果不是赶上了“好时候”，陶思芊也许会发现自己跟C罗多了一个共同点――在水泥地上踢球。
两年前，学校还没有球场。学生从水泥地上跑过去，总是带起尘土飞扬，而且一摔就是一身伤。校长孙晓鸣承诺，一定给大家修一个足球场。
建场地需要将近50万元，这是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乡镇小学不可能拿得出的数目。孙晓鸣到石柱县体育局和教委“到处要钱”。东拼西凑钱也不够，孙晓鸣最后赊着工程款开始动工。球场建成两年后，钱才付清。
孙晓鸣是球场边最忠实的观众。有时候看得急了，穿着西装裤和皮鞋的他干脆冲上场去，踮起小碎步给学生示范带球技术，不顾腰间的钥匙串叮当作响。
球场边很少有家长“啦啦队”。五年级的马诗彤在球场凶狠拼抢的时候，她的爸爸正在1 7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送快递。
为了偿还马诗彤爷爷去世前治病欠下的几万元钱债务，原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跑运输的他只得和妻子到更远的地方打工。
土墙旁边掉漆的鞋架上放着三双踢得灰扑扑的球鞋。家门前那片一下雨就涝成池塘的空地，是她和队友一起练习颠球的地方。
每天早晨，当马诗彤走下水泥砌出的100多级歪歪斜斜的台阶去上学时，她爸爸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穿梭。
马诗彤的爸爸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日晚上，他和马诗彤视频通话10多分钟。
马诗彤早就习惯了家长的缺席，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在球场上是严防死守的后卫，平日里也寡言冷静，想爸妈的时候不会哭。
好不容易有一次，爸爸恰好从宁波回家办事，在被学校老师叫去开会的时候，顺便在训练场边站了一会儿。
这一站，让这个有点酷酷的女生乱了阵脚，她觉得高兴，可心里“咚咚”地打鼓。脚一偏，传飞了好几个球。
在老师眼里，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2012年，当过12年体育老师的孙晓鸣调任三河镇小学校长，他便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
在他看来，篮球和排球对身高有要求，而农村孩子个头普遍偏矮。足球是一项低门槛的运动，不需要多少器械，场地大与小都可以动，便于普及。他还把女足选定为学校的突破口。“农村孩子能吃苦、体力好，容易培养出好苗子。”
在这所没有师资开设英语课的学校，找不出一个懂足球的老师。
学校里没有足球，孙晓鸣又去教委要了2万元钱，20元一个胶皮球买了1 000个，让学校里人人有球踢。就这样，2013年4月，三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凑合”着成立了。第二年，男子足球队也“马马虎虎”组建了起来。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踢球后，四年级的守门员丁小娟觉得自己变瘦了，短发的后卫马诗彤觉得自己“更凶了”，一群害羞的乡下姑娘都感觉“活泼多了，话多了”。
当然，最大的共同点是变黑了。褪下足球袜，会看到她们结实的小腿都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截。每个女孩都顶着一张黝黑的脸，除了有虫斑的地方一块块泛着白。
跟她们一起变黑的还有教练。
4个教练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学校，在第一节课前训练1个多小时。下午风雨无阻地训练2个小时。
这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几乎没有物质报酬。教练每天只拿20块钱的补贴，“就是一个喝水的钱”。
女队主教练魏小光的妻子没有工作。为了赚些外快，魏小光开了一个茶摊。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他骑摩托车从学校回到在县城的家，还要在茶摊忙活到凌晨一点多才能休息。遇到足球队有晨训的时候，他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带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魏小光一走就是一个月，还得花3 000块钱雇人帮忙料理茶摊生意。妻子嘴上抱怨着“儿子都不认识他了”，一转头帮他买好了十几个孩子的车票。
在魏小光的眼里，这些农村孩子肯吃苦，不娇气。女孩最开始一天哭两三次，到现在很少有人哭。有的人摔破了膝盖，眼泪流下来，“头一甩就忘掉了”。
2014年4月，球队首次出征，参加县里的小学生女子组比赛。没有拿到名次，后来一打听，全县倒数第二名。
短短一年后，她们就取得了石柱县校园足球小学组冠军，还要去“大重庆”打大比赛。
在重庆，她们以“11∶0”“8∶0”“6∶0”等等大比分优势一往无前，最后一场决赛让对手进了一粒球，顺利升入全市小学的决赛。
第一次穿过大山到重庆主城区打比赛时，陶思芊和队友们激动得一路都在叫嚷。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她一下子把手举过头顶。队员们都把去市区称为“去重庆”，好像自己的乡镇并不属于这个行政范围。
对于生活在三河镇上和附近山里的她们来说，那里到处都是“好玩的”。
第一次吃到自助餐，孩子们觉得非常新鲜。“餐厅特别大，有好大一块区域都是各种各样的菜！”自己在家时，陶思芊的选择只有门前小花圃里种的白菜、黄瓜和葱。作为几次比赛的奖励，她们还参观了动物园和科技馆。
让陶思芊震撼的还有主城区学校的球场，进行5人制比赛的时候，它居然可以分成两个场子同时用。踩在这样的绿茵场上，她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她一个。魏小光看到，有的队员平时明明训练得很好，到了场上动作却拉不开。还有孩子到了之后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比赛时没精神。
他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情。“要是我到北京，肯定也紧张。”末了，他又补充一句，“当然，我也没到过北京。”
时间久了，当对“大重庆”越来越“无感”时，这群“野孩子”就所向披靡了。
“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在球场，总有一条无形的线划开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城里孩子的腿“白得就跟萝卜一样”。
还有声势浩大的市区小学的观战亲友团。“就跟高考似的，又是送水，又是红牛。”家长们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彩旗飘飘。
三河镇小学队这边总是孤零零的。
最得意的一次比赛，人如其名的前锋马灵巧连进两球，赢得了观众一片掌声。她高兴极了，咧开的嘴唇怎么也包不住上翘的门牙。
喝彩的场外观众里却从来没有她的父母。在重庆拿了市区总冠军之后，她晚上到家，兴高采烈地给爸爸打电话，只能得到一句抽象的夸奖：“你们还挺凶的，都踢到重庆去了！”
事实上，不光是比赛，她甚至没有过一次有父母陪伴的生日。出生6个月时，爸爸妈妈就把她和大她9岁的哥哥托付给爷爷奶奶，外出到浙江温州的绣花厂打工。
12年来，他们只回来过两三次，已经吃不惯老母亲做的家乡饭菜。平日电话里，做父母的最担心女儿的安全，总是反复叮嘱她注意用电、上学路上小心过河、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他们注意到，女儿踢球以后身体变好了，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肚子疼了。
马灵巧的爷爷还住在山区老家守着庄稼，每个月奶奶都要回去帮忙几天，那是马灵巧最脆弱的时候。从小锻炼出极强自理能力的她做饭洗衣上学都不成问题，但是会格外地想念爸爸妈妈。
自从在川北医学院读大学的哥哥给马灵巧买了一只黄色的足球，她找到了一个排遣寂寞的好方法。空荡荡的客厅，成了马灵巧练球的场所。
今年春节，马灵巧的父母回家过年，还给她买了一件“温州最流行的羽绒服”，马灵巧却不喜欢。
她不想要羽绒服，她最想要的，是马诗彤的那种智能手机。
她拥有的那台奶奶给买的旺旺仙贝大小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不能上网也不能储存照片。这一点让她十分介意，因为她常常想着想着爸妈就想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在家度过的一个月里，爸妈偶尔因为卫生习惯数落她两句，马灵巧扭头就不理人了。第二天起来吃早饭，她突然撂下一句：“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听着这话，爸爸觉得心里被刀子扎了一样刺痛。
这位40多岁的父亲说：“不到1岁我们就把她扔到一边，她觉得陌生、不认识你，那你能怎么办？”
有些让他宽慰的是，马灵巧越来越懂事。有时她夜里打来电话，正赶上夫妻俩在工厂加班，女儿会说，“你们也是不容易”。
“她现在能理解，这是形势逼人，逼着离开家的。”
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是，马灵巧还有很多秘密。体育课上被球砸肿了耳朵，被送到医院，她坚决不让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怕“说了之后爸爸妈妈担心”。
在学校，马灵巧从来不向队友讲起对爸妈的想念。
跟马诗彤天天黏在一起玩的队友中，很多人的爸爸妈妈也常年在外打工，她们的父母在哪个省、做什么工作，马诗彤一概不知。
“我们一般不聊父母，”马诗彤说，“都聊一些开心的事。”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
在三河镇小学，比起开足球课，更难的是召开家长会，到场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
“有时候发现一个学生的自觉性下降了，或者衣服不整洁了，我就知道他的父母又出去打工了。”一位老师说。
每年春节后，学校会跟家长沟通，希望至少有一方留在学生身边。对着电话，有老师重复了无数次：“你挣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憾是用金钱弥补不回来的。”
“我们不否定你挣钱，但是现在通信那么方便，白天做活，晚上可以多跟孩子联系吧？”
尽管学校组织了足球队，放学后开设了葫芦丝、大鼓、绘画、刺绣等课外班，还推行“替代家长”。可父母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马诗彤眼里，同桌冉玉凤是幸运的。毕竟，她还有爸爸在家里。
冉玉凤的妈妈马德芬自小丧母，马德芬很清楚对一个孩子，没有妈妈陪伴的成长意味着什么。
因为没有妈妈，“来那个”的时候，马德芬手足无措地问别人该怎么办，被人戏弄和笑话了一圈，最后叔叔家的姐姐给了一张“纸”，她还不知道怎么用。
她有些担忧千里之外11岁的女儿。“如果哪一天她‘来那个’了，肯定也会慌张。”
可是，自从丈夫2010年在重庆市区修桥时从高空坠落，失去了劳动能力，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就落到了马德芬的肩上。从前在县城一个月一千来块钱的收入变得远远不够，她只得南下广东一家生产手机配件的电子厂打工，一次去好几个月。
每次出发都伴着眼泪。冉玉凤放学回来，看到妈妈已经做好了一大桌菜，开心地问：“今天干吗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买好去广东的票了。”马德芬开始哭起来。
临行前的每一天晚上，她都吃不好也睡不好，夜里频频起来去偷看女儿和儿子睡觉的样子。由于受不了告别，她故意等到女儿上学之后自己再出发。
可是，在家的时候，马德芬也总是自责不是一个好妈妈。女儿很小就勤快懂事，6岁多就学会自己洗衣服，上学也没让她操心接送过。生活压力太大了或者跟丈夫冷战了，她还是忍不住往女儿头上撒气，转头就训斥，“做作业这么不认真！”看到女儿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她又心很痛，反省自己不应该这么凶。
她还觉得自己“说话不在点子上”，这让女儿有事也都是闷在心里，不愿意跟她讲。
同样不讲的还有女儿对她的思念。每次一家人视频聊天，哭得最凶的都是马德芬，女儿不时走出镜头范围，没有在她面前流泪。
而在学校里，冉玉凤从妈妈生日前十天就开始忍不住告诉同学：“我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好想她。”
她从过年攒下的压岁钱里拿出4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只足球。每天傍晚在房前屋后玩抛球和颠球。
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马德芬赶上看了一场女儿的足球比赛。在台下狂喊加油的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一看到女儿“跑得挺快的”“很有精神”，就特别兴奋。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只希望能养大孩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她有些愧疚从不能指导女儿做作业，“踢球和读书都还是要靠校长”。
女儿冉玉凤从没有告诉她，她内心给妈妈打了高分。妈妈给自己做饭、洗衣服、关心自己，已经让她觉得很幸福。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冉玉凤露出浅浅的酒窝。
走出大山！
对于冉玉凤这样的低保户家庭，校长孙晓鸣格外关注。他希望冉玉凤的父母一定要坚持供孩子读书，不要把她当成劳力来使用，“要不然一代一代地只会永远受穷”。
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的生活，这正是马德芬的动力。
在闷热难耐的厂房里上班的时候，她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成为“有文化的人”，能够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凉快。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必须努力挣钱供他们上学。
哪怕对工作手套过敏的手指已经开裂化脓，她也忍着痛不请假。而就算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她最多也只能拿到4 000多元钱。平日里，马德芬“花一分钱都要想半天”，在工厂饭堂吃1块6一两的剩菜。
“这就是农村孩子的命。”35岁的她说自己头顶上已经全白，有的时候连气都喘不过来。
“万一，我女儿就改变命运了呢？”她转念一想，不由得高兴起来，“那我肯定整晚睡不着，做梦都要笑醒！”
马灵巧的父母也希望女儿“读出来转为城市人口”，拿稳定的工资，“淘汰打工的身份”。
这对从1993年开始背井离乡打工的夫妻说自己“打怕了”，却还不能停下来。这边老板给发工资，转头就得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发工资”。“等他们不需要找我拿钱了，我就能退出江湖。”马灵巧的爸爸说。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的他和小学文化的妻子如今都做到了车间领班，夫妻俩每个月加一起也只能挣六七千元。
他们希望儿女“有自己的能力去找钱，不要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卖苦力”。
马灵巧刚开始踢球的时候，他们还顾虑会影响学习，反对了一段时间，直到女儿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两名才稍稍放心。
他们并不了解，通过踢球，女儿也许能踢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今年6月，包括马灵巧、陶思芊在内的六年级毕业班的10名队员被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选中，她们不仅不用交纳跨区择校的高价，还有可能申请到一定量的生活补贴。
马灵巧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人的？”托儿子在网上查了一番之后，他的心才定了下来。
陶思芊妈妈也非常支持。一直生活在石柱县内的她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但是相信“能走出去那肯定不一样”。
陶思芊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享受二孩政策的土家族属于超生的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夫妻俩考虑过把她送人，并联系好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的买家。
哭了一整夜之后，陶思芊的妈妈又改变了主意，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让丈夫把女儿抱了回来。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她对女儿说：“要是那时候叫人把你抱走，说不定你就在大城市生活了。”
马灵巧和陶思芊多次在班会课上、摄像机前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演讲：到了更好的环境会好好踢球，将来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中图分类号] F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087-03
[作者简介] 卢安文，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通信经营管理、信息经济学、运筹学。(重庆 400065)
一、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品牌竞争现状
自从1994年中国联通进入电信市场，标志着我国电信业结束了一家垄断的局面，进入到竞争时代。特别是2000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拆分后，中国移动失去了固网的瓶颈优势，中国联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移动通信市场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的竞争中快速发展，到2006年5月，我国移动通信用户已突破4亿大关。
中国移动在经过市场的淘汰和选择后，形成了成熟、合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品牌，以此为消费者提供质量上乘、服务优良的产品，并根据消费者各自不同的消费特点、习惯定制品牌产品，因此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可以满足各阶层消费群体的要求与需要。而且，中国移动在进行市场细分时，依托其品牌特点对市场划分，根据手机用户的特点，结合中国移动的企业特色，以及不同人群所需功能不同划分，并考虑消费人群的年龄、文化背景、收入、兴趣爱好、地位和所处行业等因素，为之提供相对应的产品(服务)。因此，由于中国移动做了较好的规划，目前已形成了“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三大全国统一的主导产品品牌，分别涵盖高端用户、流动性较强的用户和收益潜力大的潜在中高端用户。
中国联通则将品牌划分过细，形成了7大品牌，分别冠名为“世界风”、“如意通”、“新势力”、“新时空”、“联通商务”、“uni”、“联通10010”，显得有些臃肿繁多，没有形成极具竞争的品牌，品牌定位不准确，使用户不能找到为自己定做的产品，致使中国联通的品牌知名度还远远不能达到中国移动的程度。而且由于在初期并未对其开展相对应的品牌营销，中国移动采取“打压”、“干扰”和“淹没”战术，投入大量广告转移用户对中国联通的注意力，同时力图主导市场话语权，使中国联通的品牌受到了阻碍，并未完成全面的市场占领。
由于两大运营商提品的同质化，运营商经历了从业务的竞争到品牌的竞争，品牌宣传的竞争。在品牌方面，中国移动目前除了已形成“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三大全国统一的主导产品品牌外，还有大量针对区域市场而推出的临时性品牌。中国联通则将品牌划分更细一些，形成了7大品牌新势力，从业务品牌到客户品牌，运营商想尽办法争夺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通过分析发现，在品牌竞争中，某些运营商的某些品牌总是滞后，比如，动感地带和UP新势力、校园卡、创业卡等，本文运用“智猪”博弈模型来分析其中的奥秘。
二、“智猪”博弈模型
“智猪”博弈中，有一大一小两头猪在同一个食槽进食，在食槽的另一端安装有一个控制猪食供应量的按钮，在每次进食前，至少要有一头猪过去按按钮，他们才能获得食物。模型还假定：每按一次按钮可出8单位食物，但按按钮要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食槽，则大猪得到7单位的食物，而小猪仅得到1单位的食物：若小猪先到，则大猪小猪各得到4单位得食物；若两猪同时到，则大猪得到5单位，小猪得到3单位食物。
这时，大猪小猪得都有两个战略：按或等待。图1为“智猪”博弈的战略式表述。
如果大猪按电钮，小猪等待，大猪可得食4单位，扣除成本后得2单位，小猪亦得4单位；如果小猪按电钮，大猪等待，大猪得食7单位，小猪得食3单位，扣除成本后得食1单位；如果同时按，大小猪各得5个和3个单位，扣除成本后，各得3个和1单位；如果谁都不按，则无食可吃，皆为0。
上述模型虽然没有严格的占优均衡，但“按”对小猪来说是劣策略，所以理性的小猪会选择“等待”，同样，大猪也是理性的，会选择“按”。于是该模型有“重复提出劣策略的占优均衡解”――(按，等待)，“大猪按钮，小猪等待”，这就是小猪的“搭便车”现象。
在电信市场上，大小猪的现象很普遍。在这里，可以将大的主导运营商看作是“大猪”，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把中小运营商看作“小猪”，比如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众多增值电信业务运营商。主导运营商资金雄厚，抗风险能力强，还积聚了大量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而小运营商得益于政府的扶持，比如国家为了扶持相对弱小的新兴运营商，采取了不对称管制，主要电信资费采取差别化定价方式，即对主导电信运营商实行政府定价，对新进入的电信运营商实行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的政府指导价，浮动比例一般为10%～15%。加上网间结算费用较低，一些新兴的电信运营商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来打价格战，利用低价在主导运营商的存量市场上“挖角”。另外，主导运营商往往要承担村村通工程、普遍服务义务，而中小型电信运营商可以不承担上述义务。因此，中小运营商就可以实行“撇脂”策略，给主导运营商造成较大的竞争压力。
三、“智猪”博弈模型的启示
在电信市场上，开拓市场、推出新的客户品牌，是要付出成本的，且有风险，因为推出品牌未必能够被用户接受。假定开拓市场需要4单位的成本，模仿需要付出2单位的成本。主导运营商A首先开拓市场，可获得11单位的收益，中小运营商B模仿，可获得5单位的收益；如果中小运营商B首先开拓市场，可得10单位的收益，主导运营商A模仿，仍可得到6的单位的收益；如果双方都同时开拓市场，则大小运营商分别可获得10、6单位的收益；如果双方都不首先开拓市场，则分别可获得6、4单位的市场收益。其博弈的战略式表述如图2所示。
此模型的占优均衡是运营商A开拓市场，运营商B选择模仿。即是说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主动出击，力量弱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等待，搭强者的便车。因为在电信市场上，要根据用户的需要来细分市场，锁定目标用户，不仅要求有很强的市场开拓能力、雄厚的资金作保证，而且开拓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与动感地带同时推出的还有其他几个品牌，但真正让用户信赖的只有动感地带这一品牌。对中小运营商来说，与其与主导运营商在开拓市场方面火拼，还不如先观看主导运营商的行动，跟随主导运营商采取行动，或者等到主导运营商培育市场后，模仿主导运营商的竞争策略，推出类似的品牌，以政府允许的低价抢占和争取用户。对主导运营商来讲，他的占优战略是努力开拓市场，如果让中小运营商成功开拓市场，那么中小运营商结合其低价策略，可能就会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四、品牌“智猪”博弈实证分析
由于中国移动在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力图垄断全面市场，所以它采取了“全方位进入各个细分市场”的全面涵盖的市场策略。“动感地带”就是中国移动针对青少年人群这一细分市场的客户品牌。自从上市以来，其客户规模、市场营销和专属业务发展成绩斐然。据调查显示，“动感地带”在上市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用户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在15～25岁的目标受众中，中国移动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分别达到了80%和73%。“动感地带”的推出正是基于先进的客户营销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客户品牌的性质决定了“动感地带”从诞生之日起就专注于15～25岁的年轻人及其需求特点。正是凭着对年轻时尚用户群体需求状况的了解、掌握和研究，“动感地带”推出的业务套餐和资费组合得到了年轻一族的青睐。“动感地带”聚集的年轻人是一群追求新奇，具备“时尚、好玩、探索”特质，渴望被认可，关注体育赛事，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于是，“动感地带”又推出了“没错，我就是M-ZONE人!”的核心品牌传播理念。对于“动感地带”锁定的“时尚、好玩、探索”的年轻客户群体来说，这一新口号最切合他们的宣言和主张，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客户群的口号。从中可以体现，中国移动希望“动感地带”能够营造出关于年轻人通信、学习、工作、休闲娱乐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动感地带”是年轻人通信、学习、工作、休闲娱乐的专属地盘和乐园。
“动感地带”它将目标市场定位在年龄15岁-25岁的年轻人群，其中以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白领为主。他们追求时尚，崇尚个性，乐于接受新事物，容易相互影响，尝试新事物，有成长性。而且这一人群的手机普及率越来越高，占据了移动新增用户的重要份额。他们对移动数据业务有着更大的潜在需求，是增值服务的重要消费人群。同时，以大学生和年轻白领为主流的青年人群，是未来高端用户的“预备役”，现在争取他们并培养他们的品牌忠诚度，可以为中国移动打好将来高端用户市场的基础。
“动感地带”以其鲜明的品牌个性和独特的品牌文化，对目标消费群体具有针对性，树立了“动感地带”契合青少年心理的品牌形象，得到了青少年这一目标群体的广泛拥护。可以说，“动感地带”取得成功的制胜法宝，正是它成功的品牌定位：鲜明的品牌个性――“时尚、好玩、探索”，其补充描述是“创新、个性、归属感”，迎合了青少年人群追求时尚，崇尚个性，乐于接受和尝试新事物的性格；深入人心的广告口号――“我的地盘，听我的”，以其叛逆、独立和自信精神，在广大青少年人群里引起了广泛的情感共鸣，从而使“动感地带”更容易得到青少年群体的拥护；独特的品牌文化――“年轻人的通讯自治区”，倡导“流行、前卫、另类、新潮”的社区文化把动感地带打造成了年轻人的特权社区，使目标人群对该品牌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实际的品牌利益――“话费节约、业务任选、联盟优惠、手机常新”等特权，它带给了目标群体实际的利益，是“动感地带”获得目标群体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因素。
“动感地带”从2003年推出到今天，已经在青少年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品牌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由于“动感地带”当时是在青少年市场唯一的成熟客户品牌，所以整个年轻的目标群体在“UP新势力”出现之前一直被它的品牌文化所感染和熏陶，并在内心深处对“动感地带”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印象。
中国联通要想利用一个完全创新的品牌形象来战胜“动感地带”，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它要肩负推倒目标人群对“动感地带”的忠诚，并且在他们心目中重新树立新品牌形象的双重任务。中国移动推出的“动感地带”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并受到了目标人群的追捧，可是一个针对它的创新品牌能否在它身上找到空隙并成功介入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这种迎难而上的做法，无论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前功尽弃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中国联通选择踩着“动感地带”的脚步前行，模仿“动感地带”的品牌模式――“UP新势力”：相同的目标市场定位。“UP新势力”将其定位为15-26岁的青少年群体，以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白领为主。从本质上来说，它与动感地带定位的15-25岁青少年群体没有什么差别，“UP新势力”与“动感地带”争抢的是同一块“蛋糕”。
1.高度相似的品牌定位。“UP新势力”品牌精神的核心是“自信、创新、分享、团队”，可是这些特性都可以从“动感地带”的“时尚、好玩、探索、创新和个性”的品牌个性里面找到影子。但“UP新势力”与“动感地带”的品牌个性的最大差异就是“UP新势力”讲求的是“分享的团队精神”，而动感地带所追求的是“个性、与众不同”。但是，在“UP新势力”的广告宣传中，却很难感受到这种差别，联通似乎并不想通过这种牵强解释与“动感地带”保持差异，而是更加倾向于将“UP新势力”与“动感地带”同质化。
2.运用价格优势，争取市场份额。当产品同质化以及品牌高度相似的情况下，相对更低的价格就成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当“UP新势力”将“动感地带”拉入品牌同质化的泥沼中时，价格优势就转化成了“UP新势力”最直接、最有杀伤力的竞争“武器”。
“UP新势力”和“动感地带”都同样推出了各自的“资费套餐”，在比较之下就会发现，“UP新势力”的资费水平要比“动感地带”略低。拿二者的资费政策来对比：同样是200条短信包月的套餐，“动感地带”的资费是15元，而“UP新势力”只需12元。并且“UP新势力”所送的主被叫时间比“动感地带”更长，语音通话服务收费也更低廉。“UP新势力”与“动感地带”展开激烈争夺的青少年市场，是由15岁-25岁的年轻人群组成的，他们大多没有固定收入，属于低端客户。这个群体由于收入低，所以对价格尤为敏感。在“UP新势力”与“动感地带”业务和品牌同质化的情况下，目标客户就会最终将更多精力放在对价格的比较上，最终，部分目标客户会由于价格因素选择或“投靠”价格相对较低的“UP新势力”。
五、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品牌之间的竞争力比较。在电信市场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运营商之间竞争的焦点也将从价格、技术、服务的竞争转向了品牌的竞争。客户品牌不同于传统的业务品牌，它以客户本身及其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业务为中心组织市场营销。客户营销以客户群体细分为基础，代表了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营销理论和实践，也成为用户购买服务的主要因素，品牌等于客户，拥有品牌等于拥有客户。运营商通过品牌创新，创造强有力的品牌实现增值服务，实现服务的差异化，培养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减少用户对价格下降的敏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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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计划，通过召开座谈会和组织个别访谈，全面查找当前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广泛征求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意见，理清下一步工会工作的思路和重点，努力谋划简便易行、务实管用的关键抓手，确保主题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思想认识上有差距。部分企业工会干部对协商民主存有畏难情绪、抵触情绪；企业行政负责人讲究身份等级，不习惯以平等身份与职工进行交流互动，倾听职工的心声，导致协商主体之间关系不平等。部分职工对企业发展冷淡，缺乏荣辱与共的意，依赖性强，习惯于听从安排，不善于自己当家做主。
2.沟通协商不规范。由于目前部分企业工会承担的行政性工作过多，议题往往自上而下，不是从职工的实际需求出发，难免与实际碰撞；有的企业长效机制没有建立，使沟通协商存在“年头年尾热一阵，一年到头不过问”的现象。
3.方式方法不合理。有的企业不能因地制宜，使协商模式固化，活力不足；有的企业追求协商结果的一致性，在协商意见、共识难以形成时，转而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通过方式。
4.协商结果难落实。沟通协商最终目的是解决职工诉求，需要企业行政投入人财物，部分企业进行支撑的支持力度不够，使职工诉求办理运行效率不高，协商结果落实有难度。
三、解决问题的措施、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