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09:35:2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农业生态安全，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模式下，农户保留自身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权，将土地的使用权在主体上进行转让，这是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农业生态安全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可持续生产力，在农业生态安全视角下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对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农村土地与农业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
农村土地是农业生态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生态安全也是基于农村土地之上的。能够有效保障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使农村的土地能够处于一个健康、平衡、不受威胁的状态。农村土地与农业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1农村土地利用的生态功能
农村土地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的重要媒介，农民通过土地来进行物质与能量转换，生产出相关的农业产品。而农村的土地根据其使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多种形式，这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固有的生态子系统，其生态子系统不但能够实现物质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同时还能够与其他生态子系统之间进行相互的转换。因此，保障农业生态系统的安全，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土地上的土壤资源、水资源、农业产物以及其他多种资源之间的和谐发展，农村土地在形式用处上进行转变，其中的生态子系统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改变。而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的安全，也正是保护了农村土地与农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力。
1.2农村土地利用的粮食安全功能
农村土地上的粮食安全一是指粮食产量的安全，二是指粮食质量的安全。粮食作为农产品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其质量与产量上都是社会中每个人所关注的问题。而对于粮食的产量需要对其种植土地的数量有着一定的要求，粮食的质量则需要对其种植土地能否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有着一定的要求。因此，保护农村土地的耕地数量也是满足了人类对于粮食的基本需求，而在土地流转上也需要基于农业生态安全的视角下来进行流转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农村土地的质量与数量，并保证高产。
2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目前，虽然长治市政府一直大力提倡在农业生态安全视角下来进行农村土地流转，但由于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以及土地流转发展的还不够成熟等方面的影响，使得在现阶段农业生态安全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2.1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生态安全严重失衡
农业生态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这其中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关系。而随着长治市城镇化的建设越来越深入，城镇化的建筑已经使得农村土地在流转上的用途逐渐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土地流转几乎只存在于农与农之间，现在部分农村土地流转则转为非农业的建筑上。而用于建筑之上则会破坏土地中的生态平衡，影响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了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生态安全之间的严重失衡。
2.2土地流转之后的“非粮化”倾向
“非粮化”主要是指农村土地在流转之后，在不改变其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在种植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上。“非粮化”本身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频率越来越高，农村土地“非粮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截至目前，在山西省的部分地区农村土地“非粮化”的现象已经超过了60%。这也就使得可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减少了，严重影响了粮食的产量。
2.3土地流转后形成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以山西省长治市中的土地流转情况来看，农村土地的使用者只会考虑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土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土地的可持续发展。使得部分人在进行农产品工业化的生产时，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耕种，导致地力耗竭，土地的质量渐渐衰退，对于土地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很严重的破坏。
3农村土地流转的策略
3.1严格控制“非农化”与“非粮化”的现象出现
应当严格控制农村土地“非农化”与“非粮化”的现象发生，不能够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安全。在山西省的部分地方政府很容易在土地流转中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盲目追求土地流转的规模与政绩，过度干涉土地流转的进程。因此，政府应当在农村土地流转中起到导向作用，加强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土地流转用途的管理，严格整治以农业生产的名义进行土地流转，却在土地流转之后转为其他用途的现象发生，并对其采取强制管理及处罚等措施。同时，还需要大力宣传农业生态安全的内容，提高人们对农村土地生态平衡的认识，使人们能够了解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改变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观念，只有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才能够使人们能在农业生态安全的视角下合理的进行农村土地流转。
3.2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则与制度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农村土地进行合理流转的基础所在，通过法律与规范能够有效的约束土地使用者的各项行为，能够在土地流转之后的使用过程中重视农业的生态安全。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定时，需要站在农业生态安全的视角下并结合长治市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合理的分配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区域，在保护农村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加强省内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同时，政府还需要规范整个土地流转市场，并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让长治市内的土地流转能够形成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并按照政府所制定的市场规则合理的进行土地流转，提高转入方与转出方之间的责任意识，让转出方在土地流转对象的选择上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并与转入方签署相关的合同协议，也让转入方在农村土地的使用中能够受到合同协议的约束，从而将农业生态安全贯彻到土地的使用中去。
3.3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
由于部分人在进行农村土地使用时，只考虑自身的经济效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将土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因此，当地政府需要对农业生产进行一定的补助，但由于目前长治市农业补贴采取的是“补贴随户走”的模式，这种模式没有真正的将农业补贴与土地用途相挂钩，使得农业补贴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农业生产者的头上。农业的补贴政策应当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通过农业生态补贴制度的完善，将农业补贴与土地用途联系起来，使农业补贴能够正真的落实到农业生产者的头上，以此来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动力，同时也能够在土地流转中让更多的土地使用加入到农业生产的活动当中，防止土地流转“非农化”与“非粮化”的现象发生，促进生态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
农民的积极性关系粮食安全
今日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18亿亩地养活13多亿人口的奇迹?
蒋高明：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说到其中的原因，一是靠政策。后开始实行的土地的政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飞跃。这一政策促进了土地与农民的结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突破了4000亿公斤，比1978年高出1000亿公斤。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二是科技的力量。良种、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对粮食增产功不可没。当然，化肥的使用也贡献了一部分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看到，大部分化肥是可以用有机肥替代的。目前，政府把大量资金补贴到了化肥上、与其如此，不如直接补贴到牲畜的养殖和有机肥上。现在一些大型养殖场的粪便根本没有得到处理，不仅污染了环境，也没有作为肥料利用到粮田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三是人的因素。中国的农民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至今都是最先进的。政策的因素最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具体操作上还有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才实现了产量上的大跨越。
最后是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候变暖应该说也贡献了一部分粮食产量，但是反过来，气候变化将来对于粮食生产又会产生威胁，比如说气候变暖对于虫害的控制就增加了难度。因此，气候变化对产量提高的作用还难以达成一致认识。
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面积的保障加上种地人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人勤地产”。
今日中国：目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跟几十年前相比，有变化吗?
蒋高明：变化非常明显。现在的老百姓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根本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
政府不能强迫农民在家种地，这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我大体测算了一下，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20世纪70年代末扩大了44倍。这就是说，当年农民可以靠种粮养家糊口，现在却基本不可能了，因为粮食价格升高了不到5倍!目前，基本上是老、幼、病、残、孕在家种地，年轻的中坚力量都到城里打工了。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至少等于种地半年的收入。此外，年轻的一代在种地的技术上也逊色于他们的长辈，不但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还会影响粮食的质量。
现在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农民与土地逐渐开始分离，这跟让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我们也像美国一样，由少数大农场主负责农业的生产，假如我们13亿人中有12亿人在求1亿人吃饭，到时候种地的人不会管是不是有人挨饿的，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今日中国：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呢?’
蒋高明：必须把农业作为一种职业，把农民留在地上，培养技术型农民。但是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政策扶持，让农民在土地上能赚到钱，使得他种地的收入跟在城里打工的收入相近，甚至高于在城里的收入。
目前，我们的粮食安全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等境外粮食进口的压力。拿美国的大豆为例，进口到中国市场上的美国大豆八九毛一斤，但我们自己的大豆生产出来就要1.5元。如果我们都买美国便宜的大豆会怎样呢?结果是，一旦我们依赖他们的大豆，中国没有大豆可供应，那价格就不会这么便宜了，我们就会非常被动。至于价格，那得看人家的脸色。
今日中国：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生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蒋高明：我对土地流转政策持保守态度。目前我们做生态农业的实验，初衷是把粮食安全考虑在内的；但是如果换成一个企业家拿到了地，他会想，我为什么要种粮食呢?如果生产蔬菜赚钱，他就很可能上大棚种蔬菜去了，而反季节蔬菜大棚造成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即便他外出打工，他在农村老家还是有几亩土地，每到农忙，很多人都回来播种、收获。如果农民一旦都把土地流转给别人承包，他们将来回到哪儿?
要保证粮食安全问题，现在的种粮土地面积肯定不能再减少，一定要保住；此外，土地的性质不能变，还是要有一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以种地为主。
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无以为继
今日中国：为什么您认为目前的耕作方式无法在未来保障粮食安全?
蒋高明：人类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对动植物是非常粗暴的。由于有了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杀虫剂等新式“武器”，农民越来越懒，地越来越“瘦”。在短短30年间，中国的农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如食品质量安全、动物生长周期变短等，进而加剧农村环境污染、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导致草原退化等环境问题。
多年来，中国粮食的单产产量增长其实不是特别大。在我的老家，1978年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就达到过1000斤，但到现在亩产却在800斤上下。原因一是上述提到的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再者就是农药、化肥等对产量的贡献已经越来越低，甚至起相反的作用。中国生产的化肥是过剩的，每年有六七成的化肥都白白扔到地里了，不但浪费钱财，还严重污染了环境。
如果按照美国和欧洲的路子走下去，中国人吃饭是绝对有问题的。虽然政府部门已经看到了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金钱万能论，寄希望于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粮食。那时候的问题是，不是生产出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大的跨国公司垄断粮食不卖，这是最麻烦的。实际上，粮食跟石油一样，是稀缺资源。一旦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受制于人的时刻也就到了。
今日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积极性以及促进粮食生产作用显著吗?有无改进的余地?
蒋高明：美国只剩6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是靠机械化和政府的大量补贴来实现的。中国缺少这种高额的补贴。现在政府补贴的金额很少，每亩地几十块钱，还不见得能到农民手里。说实话，政府即便一亩地给农民补贴几百元甚至1000块钱，农民都看不上眼。既然进城打工不到一个月就能赚到1000块钱，你一年才给我这么 多，我何苦在农村待着?所以这是对中国农业非常大的挑战。
目前，政府的很多补贴资金都给了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以及种子公司等。实际上应该倒过来，只要农民勤勤恳恳在家种地，养了猪、养了牛，能够产生有机肥，那么政府就应该给予补贴。
中国在几年前已经取消了公粮制，我认为这些操之过急。农民没有压力了，反而成了一盘散沙。我有个思路，应该让农民继续交公粮，但国家要高价来收购这些公粮，比如说是市场价的两倍，通过这种方式把补贴直接送给农民。比如说，每亩地要上交200斤小麦，如果农民不种地，他就要去买200斤小麦上交，他们肯定合不得买，因此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自己种地。此外，由于农药、化肥的补贴已经没有了，这些农用物资肯定会涨价，老百姓用不起就不用了，干脆直接用自家的有机肥。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实实在在地给农民带来实惠。恢复公粮制，一方面可以充实储备粮；另一方面直接惠及农民。这才是真正的补贴途径。
向生态农业逐步过渡
今日中国：循环农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
蒋高明：提高粮食产量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某些作物的单产量，像袁隆平院士所做的那样，千方百计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同样面积的土地就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还有一种办法是推进“大粮食”计划。我的老师侯学煜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农业，他提出“大粮食”的概念，一切能作为食品的应该都算作粮食。比如说，农业废弃物秸秆就可以转化为肉、奶等粮食。
我认为，单一的农业没有希望，必须是动物、植物、微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农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从现在看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按照我们的前期试验，全国一共有7亿吨秸秆，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喂牛)，相当于得到1亿吨的活牛重，以54％的出肉率计算，等于5400万吨纯牛肉，或2.7亿吨粮食(1斤肉等于5斤粮的营养和热量)，扣除育肥过程中消耗的1亿吨粮，净增加粮食1.7亿吨。
这里还没有考虑60亿亩草原空间恢复生产力带来的粮食节约。我们做过“极端”的试验，如果在草原上自由散养柴鸡，即使没有任何饲料补充，1亩草原上的草籽、草叶、昆虫等也能够满足至少1只鸡生存，且对草原基本没有破坏。这笔账算下来，全国还可以增加31.5亿公斤纯有机鸡肉，相当于0.158亿吨粮食。
上述两项之和就有1.858亿吨，等于全国粮食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7％。没有任何一项常规农业技术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增产效果。有了这些增加的“大粮食”，中国人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因此，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得回到循环性的生态农业上来。这样的农业方式应该是有动物和植物共同参与的，虫害的防治由物理的和生物的方式解决，少用或不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动物的粪便成为种粮的有机肥料，建立完整的农业循环系统。
今日中国：您在山东运作的生态农场，带来哪些启发?
蒋高明：我们在山东平邑的生态农场，从2007年正式开始运作。短短两年时间，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扣除5个农民工资(共5万元／年)外，目前这40亩地里产出的“钞票”已为老百姓同样土地面积的2倍。今年会考虑再加入100亩，带动更多的农民来致富，让外出的农民不再进城打工，而是在家好好种粮食。村里的养牛户已经达到了十四五户，养牛130多头。收获的秸秆用来喂牛，牛粪用来造有机肥；虫害完全可以用诱虫灯来解决，锄下来的杂草可以用来养鱼、养鸡等。化肥的用量逐渐减少，一户养牛农民化肥用量仅为原来的1／4。大量有机肥还田，地力正逐步得到恢复。
我们的大思路是用“减法”来搞农业，能不用的东西都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农膜和添加剂这六样东西是目前农业不能脱离的，它们把农业搞复杂了。袁隆平的水稻育种技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在他的基础上，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
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是要靠市场来驱动的，让农民尝到种地的甜头，这是最终出路。当然这其中还需要有人来组织、管理，来做好市场销售方面的事情。农民生产出来有机产品，需要能销售出去。下一步，我们也要考虑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吸收会员来实现有机农产品与市场的对接。
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平邑县决定拨700万元经费，支持水、电、路的建设，以蒋家庄村为主，辐射周围几个村子。
今日中国：跟欧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难点在哪里?
蒋高明：有机农业是全世界农业的出路，包括在欧洲和美国。中国有六七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优势。
虽然目前农村没有人才优势、交通不如城市方便，但如果国家下决心搞，肯定可以搞成。以前在大西北搞原子弹，还不是把人才都吸引过去了?在生态农业的问题上，还是得需要国家投资。此外，现在吸引人才去农村并没有那么难。比如我在山东的农场，很多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都下去了，包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跟农民在一起劳动。
目前，农民用有机的方式生产出粮食，还需要城市的帮助，需要城里人来购买。只有消费和生产的环节实现了有效对接，才能够产生效益。
通过我们的实验，从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生态生产方式，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来恢复地力、建立完整的生态循环。但政府可能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在短期内粮食的产量可能会下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今日中国：中国的有机食品行业会在大城市先发展壮大吗?
蒋高明：大城市的消费水平相对高，另外人们的意识会比较超前。比如说，有机农业在欧洲就发展得相对较快，中国的大城市也应该可以优先实现对有机食品的消费。
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zixxje-90
1 引言
本文为了使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以实现，建立了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农业组织、政府等各个微观主体的存在和发生作用，而相关主体的参与方式对农业发展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为了运行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全面设计与构建，不但要启动系统内部协同促进机理，周时也应做好外部导向工作，并相关主体参与机制进行重点的关注，使系统之间相互协同，运行机制向高效演进，以取得更好的效应。
2 运行机制的组成
多角度、多层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发展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有以下五个系统组成：
2.1 目标系统政策
为了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和生产者的利益诉求得以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要发挥其经济功能，充分体会到生产者生产过程对农业生态安全系统的反馈功能，把消费者的消费半径和生产者的生产过程要素控制在农业生态安全系统阙值内；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也扮演生产者、消费者和环境吸纳者的角色，依靠政府政策的影响约束去规范和管制相关主体行为，把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个微观主体利益极大化，用来决策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实现，进而实现农业产品安全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
2.2 利益系统的政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是两个发展进化过程中相关利益的主体，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运行机制演进的过程中，生产者追求最大的利润，消费者追求最大的消费实惠，政府希望得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因此，各个主体的利益本身就有着相辅相成而又的联系。因此，推进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必须统一，也可以理解为相关主体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公共管理手段的选择和制定。既可以保证生产者利益的保障、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又可以体现社会公正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2.3 技术系统的政策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能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日益膨胀的人口。而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人类生存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得到的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必须的农产品数量尚未完全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了人类进步又一桎浩。因此，农业技术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和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是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运行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管理得当，可以在保障生产者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协同实现，并产生惯性的良好趋势，推动农业技术的良性循环。
2.4 信息系统的政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为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实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生产者、消费者等主体的自发约束功能，促进环境资源安全投入要素选择和安全的农产品供给，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发展中的信息主要是要通过信息平台建设，因此上要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与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现，农产品的信息也应该走“三位一体”的道路。政府应该做到搭建平台，并负责提供服务，也可以培育农产品的信息提供单位和家产品的供给机构，进行服务外包；做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生产产地认证；培育消费者有理性消费文化，让消费者参与到农产品的信息供给和社会监督中来，政府应定期向农产品的消费者购买信息，促使农产品生产者调整行为。
2.5 组织系统的政策
政府的宏观政策取向和农产品的生产者利益极大化行为直接影响农业环境生态安全与质量安全的发展。通过对现有的农业生产单位的整合，培养新的农产品生产者、使生产者与消费者成为理性的政策受体，通过对现有农产品经营企业的规范和引导，把运作规范、管理科学、相对成熟的农业生产单位、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农产品生产合作社等作为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政策的直接受体，政府制定出激励和管制政策，各个主体协同运作，使生产者、消费者及政府到合理利益，借用农业生产品生产组织的福射和带动功能，更快更好地协整农产品生产者的行为，让政府制定出的相应政策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力，促进各个主体之间长期的战略协同和发展协同。
3 结论
本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从生产者的产品、消费者的消费、政府的政策规定等主体的行为研究拓展到农产品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同时研究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微观主体利益扩张到宏观政策受体问题，在交叉学科应用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以系统的观点关注了农产品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系统架构分析基础上论证以质量与生态为导向的农业发展的必然、机理和运行机制，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微观主体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扩张到了社会、环境、文化、法律等视角下，构建了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系统、协同、发展的思想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