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15:42:4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化遗产特征，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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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5-0159-03
大数据时代渐渐到来，如何从海量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有效管理和利用信息，是当今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在贵州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过程中，蜡染、刺绣、银饰等民族民间工艺品大量涌现；苗音组合、侗族大歌等民族音乐形式百花齐放；这些数以万计的多媒体信息，需要采用先进计算机辅助手段进行类别划分，从而提供后续的支撑与分析服务，以推动贵州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基于特征的聚类分析是根据图像的数字特征把数据划分为某些类别，它主要考虑同一类内的数据彼此相似，不同类的数据彼此分开，进而有效管理数据、分析现象。本文通过对提取方式和聚类算法的比较介绍和运用，以数据挖掘的视角阐述特征聚类在文化遗产领域的推广运用。
1 数据准备与特征选择
1.1 图像的采集
图像采集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包括前期规划、中期控制、后期处理等，采集图像的方式和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续算法生成效果。
目前，我们获取数字化图像的主要方式是：单反相机+2D扫描仪+3D扫描仪、摄像机+CF卡等。拍摄方式会有限制，例如场景宏大约束、噪点控制等，本文涉及图像质量较高，在拍摄图像时使用三脚架定点拍摄。考虑到摄像机的成像质量与采集成本的性价比，已渐渐使用单反摄像
取代。
1.2 文化遗产图形图像特点
文化遗产的图形图像边缘性强，颜色对比度与灰度值特征易于表达，不仅有花纹信息，还有形状、色度等其他视觉信息，作品的色泽、线条、构图、装饰等特征也各不相同。不同类别作品图像中提取出的图像特征不尽相同，而同类别图像的特征应具有相似性，可作为作品聚类的依据。
1.3 特征的选择
一般图像特征可分为四类：颜色特征、纹理特征、形状特征、空间关系特征。
1.3.1 颜色对图像或图像区域的方向、大小等变化不敏感，所以颜色特征不能很好地捕捉图像中对象的局部特征。颜色直方图是最常用的表达颜色特征的方法，其优点是不受图像旋转和平移变化的影响，进一步借助归一化还可不受图像尺度变化的影响。
1.3.2 纹理特征与颜色特征不同，纹理特征需要在包含多个像素点的区域中进行统计计算。在模式匹配中，这种区域性的特征不会由于局部的偏差而无法匹配成功，对于噪声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但缺点是当图像的分辨率变化时，所计算出来的纹理可能会有偏差。
1.3.3 许多形状特征仅描述了目标局部的性质，要全面描述目标常对计算时间和存储量有较高的要求；形状特征表示方法，一类是轮廓特征，另一类是区域特征。图像的轮廓特征主要针对物体的外边界，而图像的区域特征则关系到整个形状区域。
1.3.4 空间关系是指图像中分割出来的多个目标之间的相互的空间位置或相对方向关系。通常分为：相对空间位置信息和绝对空间位置信息。由绝对空间位置可推出相对空间位置，表达相对空间位置信息比较简单。空间关系特征的使用可加强对图像内容的描述区分能力，但空间关系特征常对图像或目标的旋转、尺度变化等比较敏感。
实际应用中，文化遗产图像大都具有较为规范的几何形状，人为控制也保障了较少的杂质，考虑到算法复杂度与聚类精度，选取颜色、纹理两种有效的特征，存储于向量中，并使用空间关系特征与其他特征来配合。
2 特征提取方法与过程
2.1 图像预处理
对单个图像的特征进行提取，首先就需要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以此来对图像中的噪声进行过滤，尽可能对图像中的有效信息予以保留。预处理一些具体的方法如：直方图均衡化、非线性的统计滤波器、拉普拉斯增强算子、高斯低通滤波器等。
2.2 色彩空间与色彩特征提取
色彩空间是在某些标准下用通常可接受的方式简化色彩规范。色彩模型通常可以用坐标系统来描述。目前广泛使用的色彩模型是RGB（红、绿、蓝）模型、HSV模型、YUV模型、YIQ模型等。
2.2.1 RGB模型。
RGB模型是通过红、绿、蓝3个颜色亮度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叠加来得到各种各样的颜色，该标准几乎包括了人类视觉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目前运用最广。
MATLAB中，每一个像素都在特定空间位置的彩色图像中对应红、绿、蓝3个分量。提取命令为：
PR=RGB_image（：，：，1）；
PG=RGB_image（：，：，2）；
PB=RGB_image（：，：，3）；
2.2.2 HSV模型。
HSV模型（hue、saturation、value）表示色调、饱和度和数值。该系统比RGB更接近于人们的经验和对色彩的感知。
RGB模型、HSV模型、YUV模型、YIQ模型等在特定情况下相互转换，以实现更好的显示效果。例如在MATLAB中RGB转为HSV的函数为rgb2hsv，其调用方式如下：
hsv=rgb2hsv（rgb）；
HSV转为RGB的函数同理。
2.3 边缘检测与形态骨架提取
2.3.1 边缘检测提供了物体形状的重要信息，对于二值图像，边缘检测是求一个集合A的边界，记为B（A）。可以考虑用多方位的形态结构元素，运用不同的结构元素的逻辑组合检测出不同方向的边缘。
MATLAB中提供了专门的函数bwperim用于判断一幅二值图像中的哪些像素为边缘像素。其调用格式如下：
BW2=bwperim（BF1）；
clear all；
clc；
BW1=imread（'circles.png'）；
BW2=bwperim（BWl）；
subplot（121）；
imshow（BW1）；
tltle（'原始图像'）；
subplot（122）；
imshow（BW2）；
title（'边界图像'）；
2.3.2 形态骨架描述了物体的形状和方向信息，具有平移不变性和逆扩张性，形态骨架函数表达了形态骨架的所有信息，因此，根据形态骨架函数的模式匹配能够实现对不同形状物体的识别。
在MATLAB中可以利用bwmorph函数的skel操作算子来实现骨骼化。
BW1=imread（'circles.png'）；
subplot（131）；
imshow（BW1）；
图像色彩、纹理、形状等特征的提取，为图像的自动分类提供了必备的数据基础，提取后根据主成份分析方法，再将特征值进行降维。
3 聚类算法对比与聚类执行
3.1 聚类分析算法概述
聚类与分类的不同在于，聚类要求划分的类是未知的。聚类是将数据分类到不同的类的一个过程，所以同一个类中的对象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不同类间对象有很大相异性，这是一个无监督学习过程。
3.2 聚类分析算法对比
3.2.1 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是一种基于爬山式优化搜索算法，此法快速有效，但对初始值敏感；对输入顺序敏感；常陷入局部最优等等；根据对象移动的衡量参数和簇的表示方法的不同，基于划分的聚类方法主要分为：K-means算法、K-medoid算法、Clarans算法、Pam算法等。
3.2.2 基于层次的方法对按数据分层建立组，形成一棵以组为节点的树。层次聚类法并不试图寻找最优的聚类结果，而是按照一定的相似性，对最相似的部分进行合并，它的缺陷在于一旦某个划分错误，将无法改正。
3.2.3 基于密度的聚类在发现任意形状的簇上有很大优势。其主要思想是：只要邻近区域的密度超过一个阈值，就把它加到与之相近的聚类中去，继续聚类；但要对密度参数和噪声阈值进行仔细选择。
3.3 图像聚类算法选用
基于网格的算法要求硬件设备较高，基于模型的算法是在有概率分布的假设下进行的，模糊聚类确定的是大量界限不明的问题，和本研究领域相关性不大，在此不再
赘述。
本文根据其他文献与整合若干实验结果，选定以划分算法为主，并将层次聚类法与K-medoid聚类技术进行集成，形成多阶段聚类。在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中，使用dijkstra算法和随机漫步距离进行聚类效果比较，衡量出了dijkstra算法的更优。两种融合聚类算法，成功解决了不易聚类的数据的客观聚类和易于聚类错误的数据的主观
聚类。
4 结语
本文探讨了文化遗产数字图像特征的有效提取方式，颜色信息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类别数较多时，Gabor变换、纹理特征等方法能保证分类结果的可信度。未来的热点还应探究融合不同的聚类思想形成新的聚类算法，综合利用其优点；并对聚类的结果进行准确评价，以判断是否达到最优解。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使聚类分析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克刚.基于数字图像特征的古瓷片分类研究[D].西北大学，2009.
[2] 曹世翔，等.边缘特征点的多分辨率图像拼接[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1，48（9）：1788-1793.
[3] 曹健，李海生，蔡强，等.图像目标的特征提取技术研究[J].计算机仿真，2013，30（1）：409-414.
[4] 马飞.数据挖掘中的聚类算法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8.
[5] 唐旭晟，陈丹.基于局部边缘特征的快速目标检测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一定特色、价值，由各群体、团体、个人创造、继承、保持的各类技能、工艺、表演等非物质的文化产物。截止2015年，我国共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7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300余种。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助于了解文化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历程、规律，对我国文化历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一）带状分布
带状分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而言，是指自我国东北辽东开始，沿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广东、广西地区，这一带状空间里分布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这一带状空间里，浙江、江苏南部、山东、山西、河北大部、福建、广东部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辽宁、安徽、江西、广西等地也有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61%以上。
（二）河畔分布
河畔分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另一个特征，是指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出现在水源附近，并沿水流密集分布。
调查中，黄河、长江、钱塘江、珠江等主要水系在其流域空间内往往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黄河为例，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沿黄河河道周围，分布着超过50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河道两岸十分密集。同样，长江、钱塘江等水系周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也具有类似特征。
（三）团状分布
团状分布是指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出现成团集中的情况，包括浙江中东部以及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四省交界处，河北中东部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带有团状分布的特征。
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四省交界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密集，其以四省交界处为圆心向四周扩散，密集分布地区的总面积几乎与河南全省面积相当。浙江中东部地区的团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与之类似，总体看上，几个较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团几乎占据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四分之一。
（四）边疆分布
我国、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等也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其密度较之浙江、山东有所不如，但总数上依然超过了重庆、安徽、辽宁等省、市[1]。
以云南省为例，其境内的孔雀舞、泼水节等均带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民族特征，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结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曾在建国初期亲自到云南参加过傣族的泼水节。又比如地区，藏族民族特色下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尊重和保存，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格萨尔王》史诗以及热贡文化等。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迁移因素
人口迁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其往往受到战争和政治影响。在迁移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被带到被迁移地，并得到继承和发扬。
比如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是受到徽剧、昆曲、秦腔、汉调等各种表演艺术影响形成的。清乾隆五十五年，爱好南方文化的乾隆帝下令各地的著名戏班进入北京进行表演，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在北京城内，徽剧戏班又与湖北汉调戏班、江苏昆曲戏班、陕西秦腔戏班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新的艺术表演形式，京剧。京剧的形成明显是受到小范围专业性人口迁移的影响。此外，西晋时期，大量汉族人涌入南方也大大丰富了南方的地方文化，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人口迁移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带状、团状特征有一定的影响[2]。
（二）水源因素
水源因素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重要，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传播也离不开水源，这是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河畔分布的主要原因。
文化的发展带有明显的传承性，比如农业文化。我国最早稻米种植出现在今浙江宁波河姆渡一带，南方地区如今的稻米种植也仍旧十分繁盛，学者普遍认为稻米种植文化是沿着钱塘江向上游和下游传播的，因为早期人类的生活完全无法离开水源。我国最早的小米种植、野兽驯养等农业文化被认为出现在半坡一带，该文化随着黄河流域逐渐向下游传播，渐渐影响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如今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浙江钱塘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均带有明显的河畔分布特征，这是水源因素影响的突出体现。
（三）交流因素
交流因素对文化的发展、传播意义非凡，很多带有继承性的文化是在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
以我国北方地区为例，本质上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文化都与黄河文化密不可分，是对黄河文化的细化和具体化。黄河地区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是统治的中心地带，比如西周时期，四方诸侯到黄河一带朝见周天子，各地的商贸活动也往往在当时的都城洛邑周边进行，交流十分频繁，鲁国礼仪文化得以传至巴蜀、楚国，晋国军事文化渗透至吴越，这突显了交流对非物质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形成的影响。
（四）交通因素
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色，这是受到了交通条件的影响。
中原、江南等地交通便利，因而地区文化特色渐渐消弭，而维吾尔族、藏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交通较为闭塞，与中原汉族交流不多，其民族特色得到了很好的保持，比如前文所说的藏族热贡文化、傣族泼水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边疆分布特色与闭塞的交通条件有直接关系。
总结：
通过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部分特征进行分析，了解了造成其各项特征的影响因素。人口迁移、水源、交流、交通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因素，且在文化历史上得到了明确的印证。后续工作中，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更好的进行文化生产、发展、传播的相关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