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38:4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心理学的意识,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西藏传统医学模式的转变
西藏医学尚未形成体系前,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是“因果轮回,修行报应”,疗法上大多是“本医”疗法,或图腾崇拜的巫术活动。按照这种观点,医生无需了解病人和病人的心理,人有病有难也只能祈望神灵保佑。也不存在人的健康和疾病的产生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影响的认识。西藏医学形成体系后极为重视从“身”与“心”方面调整患者的起居和精神治疗,认为人七情(“贪、嗔(嫉、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内伤致病,患病或早衰的原因,“可因五官的过度活动,精神疾病,不好的陋习”有关,辩证阐述了情绪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西藏传统医学还认为,人体乃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的心理、生理和生命的动力特征,又与宇宙过程密切相关。要人们用固有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变化,如自然气候和社会心理环境,生活起居及饮食方式等,并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显然,西藏传统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学模式这种观点,把人的躯体与精神,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整体。这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也丰富了哲学关于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原理,为西藏传统医学的发展和维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做出了贡献。
西藏传统医学模式被称为“大宇宙”医学模式或身心二元论,以整体的观念来对待人体,如西藏传统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具有解剖生理的、心理的智力功能的各个部分,作为人体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首先,人体与宇宙、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要把人体视作宇宙实体的一个小天地,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如同一棵树,大宇宙时刻养育着它。人要依赖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水和各种食物来生存,也受到自然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存,与自然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在一个人体与自然万物相应的世界里,外部环境对人的生理与精神都有影响,提出要注重辨证施治。其次,人体是一个以脏腑为核心,以经络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以脏腑为核心在人体管道系统中循行着气与血,全身无处不到。人体是由五脏六腑、经脉、肌肉、骨骼等有机地联系的,脏腑之间相互依赖,以维护内环境的统一和稳定,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为基础,人体由三大因素所支配,三大因素如果互相配合协调,则人体正常而健康。因为三大因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三大因素用现代观点来说,实质上反映了生物医学模式心身二元论的特点。再次,西藏传统医学认为人的很多疾病不仅有躯体上的,而且有情绪方面和精神上的。因此,藏医认为,陷入身心痛苦的,用药和镇静剂治疗并不能根除。也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到疾病的症状,还要全面考虑到精神等因素。藏医医典认为,所有生理紊乱和人体疾病都与精神有关(尤其是贪欲、痴心和愤怒)。精神的变异导致人体三大因素的失衡。所以,西藏传统医学在治疗过程中十分强调心理治疗,如催眠术,身心调节,行为、饮食注意事项和生命动力的刺激等等。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西藏传统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有其独特的原理和方法,体现了精神、物质和身心医学的重要理论,对维护人的身心健康有其积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西藏传统医学的医学模式还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始自阴阳合一,在人的生命活动中,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没有阴就没有阳。藏医理论的经典学说是“龙”、“赤巴”、“培根”,从阴阳观来说,“龙”、“赤巴”、“培根”虽有不同功能,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协调、统一地进行活动,三因失调则疾病生。三者总是保持着动态的相对平衡,使机体处于一种相对的静止状态,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恒定,以及机体与外环境的相对协调统一,从而保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西藏传统医学的心身医学还认为人体由五脏六腑、经脉、肌肉、骨骼的不同功能完成其生命的活动,在万物相应的世界里,一个非物质的基质能够使身体和精神相互作用,治疗的战略首先是恢复被破坏的平衡,主动性的正常化和人体引起疾病某一要素的“量”,“量”变可引起“质”变。在“身”与“心”的调节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人的机体的生理、病理、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自然界的变化休戚相关。但人不能甸匐于大自然威力之下而无作为。人要生存下去,少患疾病,就要通过积极主动的自我调理,认识四季变化规律可能给人体造成的影响,按季节调整自己的活动,尤其是要调整好“身”与“心”的关系,与自然界形成和谐的统一。以科学的观点,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身心与人体自身。
笔者认为,西藏传统医学中的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生物医学模式相比更有其独到之处。就其现代医学而言,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医学的重点转向于集中研究生物学的改变,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具有心身二元论的特点,尽管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等方面非常成功,为现代医学奠定了基础。但是,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医学框架中,并没有给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以相应的位置,偏离了医学对象“人”的完整性,阻碍了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这是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所存在的弊端。西藏传统医学则十分重视“人”的完整性,强调以人为本,“身”“心”统一,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如《四部医典》在疾病的病因、症状归类中认为:人的情绪变化有“贪、嗔(嫉、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等,情志是人对外在环境各种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是影响人体健康、生病的根源,“忧心生悲使得容颜衰,惊恐懦弱不乐衰光焕。”西藏传统医学还认为,在人体这个天地里,人的心态如何,对于人体整个系统的损益兴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古代藏医学家特别强调养心、养神、养性、养德,注重调摄情志,陶冶情操,重视心理的社会因素。
所以,我们应从西藏传统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具有的身心二元论角度,借鉴西藏传统医学中科学合理的成分,积极探讨现代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向。在现代,医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科学的两门主要学科,医学模式的转变使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过去,医生总喜欢谈论人的“器官疾病”;现在,医生研究可能导致心身障碍的“冲突和事件”。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日趋增多,使人们认识到心理、社会因素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二、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与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是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它是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相互转化过程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规律的科学。在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校中,已经普遍开设了行为科学与心理学的课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卫生部规定医学心理学作为医学教育的内容,医学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已逐步深入、广泛。对此,西藏传统医学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我们要充分利用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理论,建构西藏传统医学新的体系。从哲学与逻辑的基础上看,西藏传统医学注重身心的统一和整体的理念,对藏医心理学和传统医学向高层次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西藏传统医学的贡献
西藏传统医学是一个“形神相印”的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体系,早在一千多年前藏医学就十分重视“身”与“心”的关系。在这方面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形神合一”的身心统一学说,认为人的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四部医典》指出:“常显憔悴不安心烦躁”,“伤于寒凉胃疲加哭泣,悲哀又使忧心语叨叨”。即是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势必造成人体七情内伤致病,或早衰,或精神耗散而早逝。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情绪、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均强烈地作用于免疫系统。西藏传统医学辩证地阐明了情绪变化对内脏器官功能的负面效应,与现代行为科学、医学心理学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四部医典》的身心统一学说对人们认识自我,认识“身”与“心”的关系,保障人类健康做出了贡献,丰富了祖国医学内容。
2、西藏传统医学身心医学与心理学要达到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德伦理学对功利主义伦理学展开批判的时候,情境主义针对美德理论学也发起了挑战,对美德的实在性给予了直接质疑。目前,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挑战虽然不如本世纪初那么浓烈,但是争论还没有停止。我们试图引入心理学的视角,对这场争论提出解决的办法,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1 对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争,引进心理学视角的理由
美德伦理学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的批判,其标志是《现代道德哲学》,这是伊丽莎白·安斯库姆的著述。就美德伦理学而言,其不仅有效的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冷酷层面削弱,还能以一种温暖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温暖下,能有效的将其对人类在心理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的情感和动机以及人格方面的关注更多,进而在美德伦理学挑战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而渐趋成熟之际,情境主义伦理学则向美德伦理学发起了责难。当然,这一挑战都是基于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其代表人物是约翰·多里斯,其挑战的著述是《缺乏品德》。就情境主义角度而言,美德伦理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错误的应用心理学方面的概念和观念,在这场争论中,不论是美德伦理学还是情境主义,都属于伦理学的范围,因而引入第三方审视视角就显得十分必要,美德伦理学是“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伦理,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在20世纪初,随着行为主义宣言的结束,在研究心理学时,其研究对象不能仅限于一些意识性较强的东西,还应是能实际监测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主体在试验方法的科学性方面的极力主张,对心理学的研究必然会掀起反响,必然对心理学家的思维等都会产生极大地影响,自然会直接地观察人类的行为,将人类的一切外显行为,不自觉地等同于人类的心理。但后来,由于认知心理学给行为主义带来的冲击较大,采取实验技术的方式能将行为展现之前的心理过程体现出来。即使认知心理学主要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察,但其主要是注重心理过程的推测,换言之,就是利用行为指标把人的心理过程反应出来,在认知心理学之后,尽管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比如情感革命和神经科学革命,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转换,在关注心理过程时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心理学的关注点,就是从内到外再到内的一种过程,远迅速于伦理学的研究。这就说明,在心理学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对于伦理学完全可以借鉴。诚然,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的争论,便是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 情境主义同美德伦理学之争的关键所在
在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交锋中,充斥着心理学实验和伦理学哲学思考的根本性的对立。从情境主义角度来看,美德伦理学的错误在于对心理学概念——“特质”的误用。这里的特质,是指人在跨越了情境以及时间所体现的稳定性的个体差异。这就是说,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时刻,他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美德概念,意在表明特质是先于道德行为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特质决定着道德行为。而情境主义认为,人的特质是不存在的,是虚幻的,是主观的。而情境主义者作如此论断,其证据就在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结论。李·罗斯(Lee Ross)发现,人的行为原因应该归结于人的内部,而不是情境,这种倾向是人类所据有的。但是,情境主义在使用各种心理学的实验,以此为依据证明一些外在的情境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那些实验也说明,对于情境的干预会直接影响道德行为。艾森和勒温发现的“1毛钱效应”现象。实验是将一毛钱放置电话亭,随后打电话的人在有一毛钱和无钱的电话窗口进行选择。实验者随即复进入电话亭,故意跌落文件之类物品,这时候,研究者发现,只有在得到一毛钱的电话亭中,多数人会主动帮忙,而没有得到一毛钱的人,基本上没有给予帮助。这一试验证明,无论是强大的情景改变还是微弱的情境改变,都会让人的道德行为随之而变化。情境主义就是这样,通过这些心理学实验进而推论出美德的概念,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实在性。其中情境主义的逻辑是,如果人的行为是受人的特质或美德所决定的话,实验的结果应该跟普遍的行为一致。但是情境主义以统计上的多数对少数,显然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的结果。情境主义还认为,所谓的美德伦理学的实践推理,实际上就是心理学上的所研究的推理过程,不过,人类的推理过程,又同样是受制于情境的。
3 以心理学视角,对情境主义同美德伦理学之争审视
情境主义所依仗的是心理学实证研究,而美德伦理学的回应方式是一种哲学上的辩护。他们一方关注的是数据研究,而另一方则是单纯地在逻辑和哲学上的思辨,这就必然使得双反无法达成一致。除此之外,双方在对结论的归纳方式上也存在着不同。情境主义的研究多采用统计的方式,希望用最简单的数据来诠释人类的行为,显然在这一统计中,情境主义丢失了一些信息,从而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逻辑上的致命错误。而美德伦理学显然明白情境主义的这一点。美德伦理学认为反驳情境主义,应该从心理学角度给予反击。在美德伦理学中,特质也存在一些质疑。其一,特质在行为上效用并不高;其二,特质的稳定性,它们只是语义相似,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三,特质如果存在,应该归结于情境而不是人格;其四,人类的个体行为不能够跨越情境。故而,美德伦理学就面临着对情境主义的挑战只能是回应,不能够很好地确立自己。
4 对情境主义同美德伦理学之争,如何给予解决
由于各自的不足因素,导致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争,也就没有了定论。但是“人—情境之争”已落下帷幕,很显然,这为我们伦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跟美德伦理学的争执,提出了很好的解决之道。美德伦理学,虽然有着很多的伦理思想,但是这些东西并未投入到实证研究中去检验去证实。而实验哲学,已在哲学思潮中开展起来。无独有偶,实验伦理学也已经在学术界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意识和道德以及哲学上的问题思考,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方式。对伦理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同样,对特质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值得情境主义思考,特质的存在,同样可以通过认知和情感等一些心理过程,得以表现。总之,美德伦理学家,如果使用了实证这一实效性的武器,情境主义者就不能够坚持其美德的攻击,进而会妥协,内切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美德心理学的思想。当然,这样依赖,一方面能够解决它们的争端,也能够伦理学的知识宝库得以丰富。
5 结论
综上所述,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争论已然很久。我们试图引入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挑战中,认为美德伦理学的错误,就在于对心理学概念中的“特质”的误用。而情境主义在实证研究中,又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其解决的办法在于实验伦理学的实证研究,进而达到解决它们争端的目的。
一、马斯洛视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分析个体内在需求,一方面揭示了个体自我发展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个体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依据马斯洛的理论,个体需求可以分为匮乏需求和成长需求两个不同层次,每一层又可细分为不同层级,在匮乏需求一层,需求由低层级向高层级逐级发展,即只有在低一级需求被满足后,才会向更高一级发展,但是在成长需求一层,各层级需求没有高低之分。该构想是马斯洛在1943年提出的,当时成长需求一层只包括一种需求,即自我实现需求,后来该层又被进一步细化。经过发展,个体需求被具体分为8个层级:(1)生理需求;(2)安全需求;(3)归属感和爱的需求;(4)尊重需求;(5)认知需求;(6)美的需求;(7)自我实现需求;(8)自我超越的需求[2],其中前四种为匮乏需求,属低层次需求,后四种为成长需求,属高层次需求。
马斯洛相信人的内在本性是好的或至少不坏,但是同时认为这种内在本性容易受到压制,致使生活和学习质量远低于个体能够实现的水平,他将高层次身心健康看作是心理目标。[3]因此,依据这样的个体发展思路,马斯洛推崇以学生为中心,有益学生自我发展的教育,他认为,儿童的自我意识和内省能力比他/她通过联想学习或操作性条件反射所学更重要。教育的最重要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成为一个能够成为的最好的人。马斯洛建议教育者应该积极鼓励内在学习而不是外在学习――先学会成为一个人,其次学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二、罗杰斯视角
罗杰斯与马斯洛一样,关注帮助身心健康的人实现自己个性的、独一无二的潜能,成为所谓的“功能充分发挥的人”[4]。罗杰斯相信人性是善的、积极的、健康的,而且个体倾向于实现自我,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而且也是为了充分利用有机体的存在。[5]换句话说,他认为精神健康是生命的正常发展,而犯罪、心理疾病等人类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类的天性被扭曲造成的。
罗杰斯阐释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内在机制,认为进化已经赋予了人类感觉、味觉以及辨别力,有机体知道什么对自己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被称作“有机体评价”。个体本能地重视“积极关注,如爱、喜爱、关怀、养育等”,同时也看重“积极的自我关注”,即自尊、自我价值,积极的自我形象。人们通过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他人的积极关注来获得积极的自我关注。然而,个体所看重的“积极关注”以及“积极的自我关注”会由于社会强加的价值条件,成为“有条件的积极关注”和“有条件的积极自我关注”,即满足一定的价值条件才能获得积极关注,致使个体忽视自己的有机体评价过程以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积极关注,或是为了获得积极自我关注而去满足外部社会需求,而不是真正地去实现自我潜能,其结果可能是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发生冲突,无法充分发挥个体的潜能,无法成为“功能充分发挥的人”,而且冲突越大,就越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罗杰斯认为“功能充分发挥的人”应该有下列素质:(1)对体验开放,准确地感知个体在世界上的经历,接受现实,包括个人情感,因为情感传达了有机体评价。(2)活在当下,罗杰斯认为作为与现实接触的一部分,个体不能活在过去或未来,现在是个体拥有的唯一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记住和从过去中学习,也不意味着不应该计划或甚至梦想未来,而是认可这些事物的现实:个体在当下所经历的记忆和梦想。(3)相信真实的自己,听从有机体评价的引导,做自己认为对的、自然的事。(4)自由。这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面临选择时,个体是自由的,对自己的选择负责。(5)创造性。一个功能完全发挥的人会通过艺术或科学的创造性,通过社会关怀和热爱子女或通过尽力工作来为自己、为他人的实现,甚至生命本身的实现做贡献。[6]
基于上述思想,1952年罗杰斯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并逐渐受到世界的认可。在罗杰斯看来,教育是培养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手段,课程只是载体而不是目的,学生才是中心,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该尊重学生的个体学习风格、需求及兴趣。此外,自我评价、内在动机、自我概念,以及发现都是学习过程中学生成为功能充分发挥的个体的关键要素。他认为教师应该不仅要促进知识学习,同时应该关注学生的整个身心发展,只重知识学习而不涉及情感或个人意义的教育,与学生的个体身心发展联系不足会限制个体的发展。同时罗杰斯强调体验的重要性,认为任何权威都不能凌驾于个体的直接体验之上。他认为体验学习必须是自发的,刺激可以来自外部,但是发现感以及其所带来的动机必须源于内部。[6]教师的任务是发现和创造有助于学习者自由学习和成长的心理氛围要素,以积极促进学习者内在学习动机的形成。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启示
从上述马斯洛和罗杰斯关于个体的阐述中可以得出人本主义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基本观点:1.人性本善或至少不坏;2.个体具有自我实现与自我发展的内在动机;3.个体的内在本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扭曲,阻碍真实自我的实现,甚至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4.应该遵从个体实现真实自我的内在机制,促进真实自我的发展。简而言之,马斯洛、罗杰斯都认为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只要充分发挥个体的内在发展机制(沿各需求层级上升或遵循有机体评价过程)就可以实现那个具有善的本性的真实的自我,而这种理想状态的真实的自我就是罗杰斯的“功能充分发挥”的个体或是马斯洛的满足了成长需求的,具有高层次心理健康的人。
从马斯路与罗杰斯的教育主张中可以看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强调了教育,作为促进学生自我实现与发展的手段、工具,应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而不是要学生去适应教育要求,学生需求、学生情感、体验学习、学生选择、学生评价等在教学中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将学生作为中心的教育思路与我国传统以教材、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差异很大,对我国传统教育中忽视学生个体内在发展需求的不足是一种补充,也为摆脱功利主义教育思想,推行素质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但是却往往陷入教育盲目迎合、迁就学生的误区,陈新忠等指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实践所出现的十大误区,其中包括教育目标理想的民族缺失、教育目标的避高趋低、教育活动的儿童思维、教学内容的删繁就简、教学方式的引人娱乐、教学过程的散乱无序等[7],1983年美国教育部长泰雷尔?贝尔创立的国家卓越委员会报告《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也曾指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是一股上涨的平庸主义,威胁着国家和公民的未来。”[8]这一结果与试图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来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显然是不一致的,也与罗杰斯实现“功能充分发挥的人”的目标相悖,因此,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内涵应该重新审视。